“撑得住。”我合上册子，“可咱们得让他们知道——他们卖的是米，咱们卖的是地里的实诚。”

晌午，晒场边上摆了张旧方桌，我叫了顾柏舟、林婶、老陶叔和王家男人几个常记工分的过来。风有点大，吹得工分册页角直颤。

我把系统里的数据调出来，投在墙上——温度、湿度、生长期、灌溉频次，一条条列得清楚。

“他们能学摆摊，能学试吃，能压价。”我指着图，“可他们抄不来这个。灵泉稻从下种到收割，二十三道工序，差一步，香就断了。”

王家男人蹲在边上，手里捏着根草茎：“那你打算咋办？难道一家一家上门说理？”

“不。”我说，“咱们让买米的人自己看。”

我从怀里掏出一叠小纸条，是昨夜剪好的：“每包米加一张，上面画田块图，标编号，写种地的人是谁。承安和雅柔来画。”

林婶一愣：“孩子画的？能有人认？”

“认得。”我说，“上回镇集，那妇人一听承安说话，就知道是咱们家的米。人心认的不是名字，是熟悉。”

王家男人站起来，把草茎往地上一扔：“花这功夫，不如降价两文，立竿见影。”

“降价是短法。”我盯着他，“咱们要是跟，就等于认了他们那米，跟咱们的一样。可不一样。”

我抬手点了点自己胸口：“咱们种米，是每天盯着长的。哪块地缺水，哪片叶发黄，夜里下雨急不急，全在心里记着。他们呢？米从哪来都不知道。”

没人再说话。

夜里，全家上阵。顾柏舟用炭笔在纸条上勾田埂，一道一道，标上编号。我从种植日志里挑了句简短的：“三月七日，晴，灌头水。”承安拿着小炭条，在纸角画了个歪歪的太阳。雅柔趴着，用指甲蘸了点墨，在边上描了朵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