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文渊的身影频繁出现在蜀郡各地的阡陌之间。他踏着晨露走访村落，踩着暮色核查田契，指尖划过鱼鳞册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时，总能敏锐地察觉到改革推行中的滞涩 —— 阻力大多盘踞在四个角落：地方官僚阳奉阴违，将田亩账册做得花团锦簇，实则暗地包庇亲族；世家大族仗着根深蒂固的势力，明里抗拒均田，暗地里煽动佃户闹事；豪强地主更是直接将丈量土地的吏员拦在门外，声称 “祖产不可动”；就连些酸腐文人，也聚在茶楼酒肆里摇头晃脑，说什么 “废井田、开阡陌乃是乱政”，用笔墨渲染着 “人心不古” 的论调。

文渊在郡衙的油灯下对着舆图沉思三夜，终于定下新策。

他先让青衣带着亲卫深入各村，将官府印制的《均田令》贴在祠堂墙上，逐条用方言解说给农户听 ——“男丁授田十亩，妇人五亩，缴足赋税便可世代耕种”，直白的许诺像颗石子投进死水，很快激起千层浪。各村农户自发组织起来，拿着祖传的地契与官府核对，那些被隐瞒的田亩、被强占的膏腴之地，渐渐露出了原形。

根基一稳，文渊便挥下了雷霆手段。他亲自坐镇刑场，将三个抗命最凶的地主当众问斩，抄没的家产一半充公，一半分给无地的佃户；又借着核查户籍的由头，将勾结豪强的两名县尉革职查办，枷号示众三日，吓得郡内大小官吏再不敢敷衍。

对付盘根错节的世家，他则用了分化之法 —— 首先颁布了一项“推恩令”，对世家大族以及地主豪绅从内进行分化。对主动献田的家族，保留其族学祭祀的特权；对负隅顽抗的，便以 “隐匿田产、意图谋反” 的罪名，削其族籍，贬为庶民。几场风波下来，那些世代簪缨的家族终于收敛了气焰。

而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人，文渊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他在郡城设了 “新政学堂”，邀请王通，王度等认同改革的儒士讲学，凡是能写出《均田利弊论》且言之有物者，皆可入府担任文书；对那些仍在背后诋毁新政的，则命人搜集其贪腐劣迹，编成《秽言录》张贴在城门口，臊得他们再也不敢抛头露面，上蹿下跳。

文渊还在合并之后各村镇设立了治安所加以威慑；兴办免费开智学堂造福于民。这场变革如同一股洪流，自下而上冲刷着蜀郡的旧秩序。文渊再去乡间查看时，只见新开垦的田地里稻浪翻滚，田边地头的农户们，脸上终于有了踏实的笑意。

其实这般雷霆手段，并非文渊的本意。

作为一个浸淫过两千多年历史的穿越者，土地制度的变迁在他脑中如掌纹般清晰 —— 从西周的井田制到战国的 “废井田，开阡陌”；从曹魏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到北魏以降的均田制；再到明清的圈地、更名田，直至近代 “平均地权” 的呐喊…… 这每一次制度更迭的背后，都是一部浸透着血与泪的探索史。

他太清楚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的核心脉络：

其一，所有权的流转。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井田制（国有），到春秋战国铁器牛耕推动下私有产权的确立，后世便始终以私有土地为主导，仅辅以少量屯田、官田等国有形式作为调节。这是历史车轮碾过的必然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