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蕊随即下令，将此前借调至户部与京都府的财务人员悉数召回，京都府只得依令放人。

这般举动，更让权贵误以为杨小宁已然心生退意，不愿再插手京都府的事务。

加之牛马驾照培训基地被勒令迁出闲庄，此事更是坐实了杨小宁与京都府嫌隙已生、关系破裂的传言。

自那日起，原本收敛行径、不敢欺压庶民的京中权贵，再度重拾旧态，倚仗权势强取豪夺、欺压百姓，街市之上欺男霸女、强占财物、冲撞路人的乱象频发，庶民百姓苦不堪言，却又投诉无门，只能忍气吞声。

京都百姓不明内里曲折，只知这一切乱象的根源，皆是杨小宁离京所致，故而人人翘首以盼，日日守在府衙附近打探消息，只待杨小宁重返京都，为庶民百姓撑腰做主。

杨康恰恰看透了这一层：

如今京中无论何等权高位重的权贵，皆不愿轻易与杨小宁结怨，即便杨小宁离京，其威势仍在。

他此番状告京中四家顶级府邸和一家富商，一来是想借这场官司博取所谓公道，博一个为民请命的虚名，二来便是想借此举扬名立万，在京中士林与百姓之中闯出名头，搏一个不畏强权、敢告权贵的清名，借此立身，日后也好在京中谋求前程。

只可惜他算错了一步，全然不顾律法规制，落得自食恶果的下场。

他本可只状告事发之时的直接当事人，诸如荥阳侯府的车夫、孔府的仆役、梁国公沈府的管家，还有那名富商与赵国公本人即可，不必牵扯各府家主。

若依此状告，涉及民告官的对象，唯有赵国公一人而已，依本朝律法，民告官虽需先受刑责，却也只需受三板杖责之刑。

可他偏偏反其道而行，所告之人，尽是各府的当家主君，皆是京中顶尖勋贵，全然无视律法流程，妄图以小博大，借告权贵之名彻底扬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