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始兴郡公沈庆之提议：“应当允许百姓铸钱，各郡县设置铸钱署，愿意铸钱的人家都集中在铸钱署内，统一钱币的标准样式，杜绝掺杂造假的情况。去年春天禁止流通的薄小钱币，暂时允许使用，现在新铸的钱币都要依照这个标准。每铸造一万钱，征收三千钱的税，严格查处私自铸钱的行为。”丹阳尹颜竣反驳这一建议，认为：“五铢钱的重量，在汉代就已确定，魏晋以后，没人能更改；实在是因为钱币的价值与货物价格相匹配后，更改就会产生造假问题。现在说去年春天禁止的钱币暂时使用；如果大小钱币都能流通却不实行官营铸钱，百姓谋取私利的欲望会极强，造假行为会无穷无尽，私自铸钱、剪凿古钱的现象根本无法禁止，旧钱还没流通充足，新铸的大钱就已耗尽，几年之内，钱币都会变成无用的尘土。如今新的禁令刚施行，钱币样式还未统一，骚动很快会自行停止，不值得陛下担忧；只有国库空虚，才是真正的大问题。现在即使允许薄小钱币流通，官府也没有增加赋税的道理；百姓虽然暂时方便，却无法解决官府的匮乏。只有节省开支、去除奢靡，专注于节俭，这才是解决国库不足的关键。”

议事的人又提出“铜料越来越难获得，想铸造二铢钱”。颜竣说：“议事的人认为国库空虚，应该改铸钱币；天下铜料短缺，应该减小钱币样式来解决当前的困境，救济国家、缓解百姓压力。我认为这样不行。现在铸造二铢钱，放任这种又新又小的钱币流通，对官府来说无法解决匮乏问题，反而会让民间造假之风盛行，天下的财物会被损耗殆尽；即使严格设立禁令，因利益太大难以杜绝，不用一两年，这种弊端就无法挽救了。百姓鉴于大钱被更改的教训，又害怕最近的新禁令，集市上必定会产生混乱。长远的好处没看到，眼前的祸患却已降临，富商获利，贫民陷入困境，这些都是铸造二铢钱不可行的原因。”于是，铸造二铢钱的提议被搁置。

北魏定州刺史高阳人许宗之索取财物没有节制，深泽县百姓马超指责诽谤他，许宗之殴打并杀死马超，又担心马超的家人告状，就上奏诬陷马超诋毁朝政。北魏文成帝说：“这一定是假的。我是天下的君主，马超对我有什么怨恨而说这种话！肯定是许宗之害怕获罪而诬告马超。”经过调查验证，果然如此，文成帝在都城南边处死了许宗之。

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去世。颜延之的儿子颜竣地位尊贵，凡颜竣提供的财物供养，颜延之全都不接受，仍穿粗布衣服、住茅草房屋，生活简朴如旧。他常常乘坐瘦弱的牛拉的破车，遇到颜竣的仪仗队，就立刻退到路边躲避。他常对颜竣说：“我一生不喜欢见权贵，现在不幸见到了你！”颜竣修建宅邸，颜延之对他说：“好好建造，别让后人嘲笑你笨拙。”颜延之曾早上去见颜竣，看到宾客满门，颜竣却还没起床，颜延之愤怒地说：“你从粪土般的底层出身，升到云霄般的高位，却立刻骄傲到这种地步，能长久吗！”颜竣为父亲守丧，刚过一个月，朝廷就起用他为右将军，仍兼任丹阳尹。颜竣坚决推辞，上奏章十次；孝武帝不允许，派中书舍人戴明宝把颜竣抱上车，送他到丹阳尹官署，赐给他一套粗布衣服，里面填充彩色丝绵，还派主衣官亲自帮他穿上。

大明元年（丁酉年，公元457年）

春季，正月初一（辛亥日），孝武帝改年号为“大明”，大赦天下。

正月十二日（壬戌日），北魏文成帝在崞山打猎；正月十八日（戊辰日），返回平城。北魏任命渔阳王尉眷为太尉、录尚书事。

二月，北魏军队侵犯兖州，攻向无盐县，击败东平太守南阳人刘胡。孝武帝下诏派太子左卫率薛安都率领骑兵，东阳太守沈法系率领水军，前往彭城抵御魏军，两人都受徐州刺史申坦指挥。等他们赶到时，魏军已经撤离。此前，一群盗贼聚集在任城的荆棘丛中，世代为患，当地人称之为“任榛”。申坦请求调回军队讨伐他们，孝武帝同意了。“任榛”听说后，全都逃散。当时天旱，人马缺水，军队无功而返。薛安都、沈法系被降为平民但仍担任原职。申坦本应被处死，大臣们为他求情，却没能成功。沈庆之在集市上抱着申坦哭道：“你无罪却要被处死，我在集市上哭你，很快也会随你而去了！”有关部门把这事上报，孝武帝才赦免了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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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一日（庚申日），北魏文成帝在松山打猎；三月二十日（己巳日），返回平城。

北魏文成帝立弟弟拓跋新成为阳平王。

孝武帝自从守丧期满后，生活奢侈放纵，大兴土木。丹阳尹颜竣作为孝武帝做藩王时的旧臣，多次恳切劝谏，毫无回避，孝武帝渐渐感到不满。颜竣自认为才能足以济世，与孝武帝的旧情无人能比，应当在朝中长期执掌朝政；但他的建议大多不被采纳，就怀疑孝武帝想疏远自己，于是请求外放任职来试探孝武帝的心意。夏季，六月初九（丁亥日），孝武帝下诏任命颜竣为东扬州刺史，颜竣这才极度恐惧。

六月二十五日（癸卯日），北魏文成帝前往阴山。

雍州管辖的地区有很多侨置郡县（为安置流民设置，无实际管辖土地），刺史王玄谟上奏说：“侨置郡县没有实际领地，新旧郡县界限混乱，赋税征收不及时，请求实行‘土断’（将侨民编入当地户籍）。”秋季，七月二十四日（辛未日），朝廷下诏将雍州的三个郡十六个县合并为一个郡。郡县中的流民不愿编入当地户籍，造谣说王玄谟要谋反。当时柳元景家族势力强大，他的族中子弟多在雍州担任太守、县令等职，趁机都想讨伐王玄谟。王玄谟让州府内外保持安定来消除众人的疑虑，同时派人快马向朝廷上奏，详细陈述事情的始末。孝武帝知道这是谣言，派主书吴喜去安抚王玄谟，还回复说：“你一个七十岁的老翁，谋反能图什么！君臣之间的情谊，足以相互信任，姑且把这事当作玩笑，让你舒展眉头吧。”王玄谟性格严肃，从不随便发笑，所以孝武帝用这话和他开玩笑。

八月二十二日（己亥日），北魏文成帝返回平城。

八月二十七日（甲辰日），朝廷调任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刘诞为南兖州刺史，任命太子詹事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起初，宋高祖刘裕留下遗诏，认为京口是战略要地，靠近建康，除非是皇室近亲，否则不能驻守。刘延孙的祖先虽然和高祖同出一族，但高祖的家族属于彭城刘氏，刘延孙的家族属于莒县刘氏，从未按辈分排列亲疏。孝武帝既然任命刘延孙镇守京口，就下诏让自己和刘延孙合为一族，让各位亲王都按辈分排列长幼。

孝武帝在后宫毫无礼仪，不分亲疏、尊卑，丑闻传到民间，无所不知。刘诞待人宽厚且有礼节，又在诛杀太子刘劭、丞相刘义宣的事件中立下大功，百姓私下都心向他。刘诞聚集了很多有才能、有勇力的人，储备精锐的士兵和锋利的武器，孝武帝因此既畏惧又猜忌他，不愿让刘诞留在京城，就派他镇守京口；又嫌京口离京城太近，再把他调到广陵。因为刘延孙是自己的心腹大臣，所以让他镇守京口来防备刘诞。

北魏文成帝准备向东巡视，冬季，十月，下诏命令太宰常英在辽西黄山修建行宫。

十二月十二日（丁亥日），朝廷改封顺阳王刘休范为桂阳王。

大明二年（戊戌年，公元458年）

春季，正月初一（丙午日），北魏实行禁酒令，酿酒、卖酒、饮酒的人都要被斩首；只有婚丧嫁娶的宴会，允许暂时解除禁令，但有时间限制。北魏文成帝因士民常因饮酒引发争斗，甚至议论朝政，所以颁布禁令。同时增设内外候官，监察各部门及各州、镇的官员，有时候官还会穿便服混杂在官府中，搜集百官的过失，有关部门会彻底追查，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认罪供词；百官贪赃满二丈布帛的都要被斩首。又新增七十九条法律条文。

正月初十（乙卯日），北魏文成帝前往广宁温泉宫，接着巡视平州；正月二十五日（庚午日），到达黄山宫；二月初二（丙子日），登上碣石山，观赏沧海；二月初四（戊寅日），向南前往信都，在广川打猎。

二月十一日（乙酉日），刘宋朝廷任命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二月十二日（丙戌日），建平宣简王刘宏因病辞去尚书令职务；三月初四（丁未日），刘宏去世。

三月十三日（丙辰日），北魏文成帝返回平城，下令修建太华殿。当时，给事中郭善明为人狡诈，劝说文成帝大规模兴建宫殿。中书侍郎高允劝谏道：“太祖最初建立都城时，所营建的工程，必定选在农闲时节，何况国家建立已很久，永安前殿足够举行朝会，西堂、温室足够设宴休息，紫楼足够登高远望；即使需要扩建，也应逐步进行，不能仓促动工。如今计划服役的工匠共两万人，再加上老弱之人负责供应粮饷，人数还要加倍，预计半年才能完工。一个农夫不耕种，就有人会挨饿，何况四万人的劳力耗费，其影响怎能说得完！这是陛下应当留意的事。”文成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高允喜欢直言劝谏，朝廷政事有不妥之处，他总会请求面见皇帝，文成帝常常屏退身边侍从，单独接待他。有时两人从早谈到晚，有时高允接连几天不离开宫廷；大臣们都不知道他们谈论的内容。高允的言辞有时恳切激烈，文成帝难以听下去，就命侍从搀扶他出去，但始终善待他。当时有人上奏章激烈攻击朝政，文成帝看过奏章后，对大臣们说：“君主和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过错，儿子哪有在众人面前写信劝谏的道理！反而在私下里屏退旁人劝谏，难道不是不想让父亲的过错暴露在外吗！至于侍奉君主，难道不是这样吗！君主有得失，不能当面陈述，却上奏章公开劝谏，想借此彰显君主的短处、表明自己的正直，这难道是忠臣该做的事吗！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我有过错，他未尝不当面指出，甚至有我难以听下去的话，高允也毫无回避。我知道自己的过错而天下人却不知道，这难道不能称之为忠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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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允一同被征召的游雅等人都已升任高官、封侯，高允部下的官吏升任刺史、二千石级官员的也有几十上百人，而高允担任郎官二十七年却未得到升迁。文成帝对大臣们说：“你们虽然手持弓箭刀剑在我身边，不过是站着而已，从未有过一句规劝纠正我的话；只在我高兴的时候，祈求官职爵位，如今都无功劳却官至王公。高允手持笔杆辅佐国家几十年，贡献不小，却只做个郎官，你们不感到惭愧吗！”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

当时北魏百官没有俸禄，高允常常让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家用。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然受到陛下的宠爱优待，但家境贫寒，妻子儿女无法维持生计。”文成帝说：“您为什么不早说？现在看到我任用他，才说他贫穷吗！”当天，文成帝亲自前往高允家中，只见只有几间茅草屋，床上是粗布被子，身上穿的是旧棉袍，厨房里只有咸菜而已。文成帝叹息不已，赏赐高允五百匹布、一千斛粟米，任命他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坚决推辞，但文成帝不允许。文成帝敬重高允，常常称他为“令公”而不直呼其名。

游雅常说：“从前史书称赞卓茂（字子康）、刘宽（字文饶）的为人，心胸狭隘的人或许不相信。我和高允相处四十年，从未见过他有喜怒之色，这才知道古人的记载并非虚假。高允内心聪慧而外表温和，说话迟钝，似乎说不出口。从前司徒崔浩曾对我说：‘高允才华出众、学识渊博，是一代贤才，只是缺少刚正不阿的气节罢了。’我当时也这样认为。等到崔浩获罪，起因只是小事，皇帝亲自下诏斥责，崔浩声音嘶哑、双腿发抖，几乎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官员，都趴在地上流汗，面无人色。唯独高允陈述事情的道理，分辨是非曲直，言辞清晰明了，声音洪亮。皇帝为之动容，听的人无不精神振奋，这难道不是所谓的刚正不阿吗！宗爱掌权时，威势震动天下，曾在朝堂召集百官，王公以下的官员都小步跑到庭院中叩拜，唯独高允走上台阶，只是拱手作揖。由此看来，汲黯（字长孺）可以卧床会见卫青，与高允相比，又有什么过分的呢！这难道不是所谓的气节吗！人本来就难以真正了解，我之前在内心误解了他，崔浩又在外表看错了他，这就是管仲为鲍叔牙去世而悲痛的原因啊。”

三月二十二日（乙丑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夏季，四月十一日（甲申日），孝武帝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孝武帝不想让大权落在大臣手中，六月初六（戊寅日），将吏部尚书的职位分为两个，任命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又撤销五兵尚书这一职位。

起初，晋朝时，散骑常侍的选拔标准和声望都很高，与侍中没有差别；后来这个职位的职权变得闲散，任用的人也逐渐不再看重。孝武帝想提高散骑常侍的选拔规格，就任用当时的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彧担任这一职务。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选曹）职位重要，散骑常侍清闲无事，只在名称上更改而不改变实际职权，即使君主想以此区分轻重，人心难道能改变吗！”不久后，散骑常侍的选拔规格再次降低，吏部的尊贵地位仍和从前一样。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彧是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评论说：“选拔官员的困难，先王早已提及，由来已久。根据《周礼》，选拔官员先从学校开始，在州里考核评议，再上报给六卿，之后才推荐到天子的朝廷。在汉朝，州郡积累官员的功绩才能，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府）推举他们担任属官，三公考察他们的得失，尚书再上奏给天子；一个人要经过多人考察，所以能做到官员称职、很少有失职之事。魏晋改变了这种制度，失误很多。有些人外表忠厚而内心险恶，像猪所居的沟壑一样幽深难测，即使观察言行，仍担心不能周全，何况如今官员众多，仅凭一面之交就决定任用，众多官员的选拔，全由一个部门专断，于是浮躁钻营的风气盛行，无法遏制。人们谋求官职、追求私利，还加上谄媚亵渎的行为；不再有廉耻之风、谨慎忠厚的操守；官员奸邪、国家衰败的情况，数不胜数。即使让龙担任纳言（负责传达天子命令的官）、舜坐在君主之位，要实现天下太平、政事清明，也未必能做到，何况后世选拔官员的人呢！孝武帝虽然将吏部尚书分为两个职位，却不能恢复周、汉时期的制度，不过是‘朝三暮四’的做法，又能有什么改进呢！”

六月二十四日（丙申日），北魏文成帝在松山打猎；秋季，七月二十八日（庚午日），前往河西地区。

南彭城百姓高阇、僧人昙标用妖邪虚妄的说法蛊惑人心，与殿中将军苗允等人图谋叛乱，拥立高阇为皇帝。事情败露，八月初二（甲辰日），这些人都被处死，受牵连而死的有几十人。于是朝廷下诏整顿僧人，设立各种禁令，严格规定违法的惩处办法；除了修行精深、严守戒律的僧人，其余都让他们还俗。但很多尼姑常常出入宫廷，这项制度最终没能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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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令王僧达，年幼时聪明机敏、擅长写文章，但行为放纵、不拘小节。孝武帝刚即位时，提拔他为仆射，职位在颜竣、刘延孙之上。王僧达自负有才学和门第，认为当时无人能比得上自己，一两年内，就期望能担任宰相。不久后他被调任护军将军，因不得志而闷闷不乐，多次上奏请求外放任职。孝武帝对此不满，从此逐渐将他降职，五年内调任七次，还两次被弹劾降爵。王僧达既感到羞耻又心怀怨恨，上奏的表章言辞偏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