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桩是4楼的独居老人周阿公。

1984年开春，邻居发现他家门口堆着没人拿的报纸才报了警。

开门时一股浓重的霉味，周阿公躺在藤椅上，已经没了气息，脸上带着奇怪的笑容。

法医说“自然死亡”，可床边摆着双绣着白牡丹的女式布鞋，鞋码很小，根本不是老人的。

楼里的老住户认出，那鞋和1981年建楼时摔死的女工人穿的布鞋一模一样。

那个从16楼摔下来的年轻女工，当年就爱穿这种绣花布鞋。

第六桩轮到了2楼的商铺。

开杂货铺的黄老板，1984年夏天死于煤气泄漏，厨房的煤气罐阀门拧到最大，像有人故意开的。

黄老板老婆说，前一晚黄老板说“看见个穿白旗袍的女人在柜台前晃，问有没有白牡丹牌的胭脂”，她以为是丈夫眼花，就没当回事。

可警察后来在柜台下找到个空胭脂盒，牌子就是“白牡丹”，生产日期是1956年，早就停产了，盒底刻着个“7”字。

第七桩，是被重新翻出的旧闻。

1981年建楼时摔死的女工人。她叫苏曼丽，当年才二十岁，在16楼浇筑水泥时失足坠落，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绿豆糕。

工友们说，她出事前总说，“7楼有个穿蓝布衫的老头在等她”，还说要绣件白牡丹旗袍当嫁妆。这桩事本来早被人淡忘，可到了1984年，有人在16楼的水泥墙里发现了块绣着半朵牡丹的白绸缎，像是苏曼丽当年带在身上的布料。

七桩命案，使“7”这个数字，彻底成了楼里的禁忌。

住户们乘电梯时都会“跳过7楼”的按钮，哪怕往上爬一层或者往下走一层，也不愿在7楼停留。

有人在自家门牌上贴“7”字的贴纸，说“以邪克邪”。甚至有家长不让孩子在楼里数到“7”，说“会被‘东西’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