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含义各异的目光——有羡慕，有嫉妒，有审视，也有同情。他只是在经过侯君集身边时，微微颔首，道了一句：“恭喜大总管，将士们辛苦了。”

侯君集连忙还礼，语气比以往更添了几分敬重：“全赖陛下洪福，殿下神器之利！”

真正的风浪，在封赏的喧嚣过后，悄然涌起。

首先发难的果然是御史台。一位名叫王弘直的监察御史，上疏言事，矛头直指惊雷弩。

“……臣闻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高昌之役，固有可伐之罪，然天兵既临，本可宣谕威德，迫其归降。今赖奇技淫巧，摧城毁楼，杀伤过甚，虽克城灭国，然其术过于酷烈，恐非仁义之师所为。且此等利器，若流传于外，或为奸人所用，必生大患。伏请陛下，严控其法，非至危至急，不可轻用，以免上干天和，下损圣德……”

这篇奏疏，引经据典，言辞恳切，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隐隐描绘成了依靠残忍兵器取得的、有损帝国形象的杀戮。它没有直接攻击李恪，却将武研院的心血结晶打上了“不仁”、“危险”的标签。

紧接着，又有几位言官附议，或明或暗地表示了对“工匠授官”一事的不满，认为此举混淆了士庶界限，败坏了朝廷名器。

这些声音虽然不算浩大，却精准地在特定的圈子里传播开来，试图为这场大捷蒙上一层阴影。

两仪殿内，李世民将王弘直的奏疏掷于御案之上，发出“啪”的一声轻响。他看向侍坐的房玄龄与长孙无忌。

“你们怎么看这‘有伤天和’之论？”

房玄龄沉声道：“陛下，宋襄公之仁，不可效法。高昌悖逆，截留贡品，梗阻商路，非雷霆手段不足以震慑西域。惊雷弩虽利，亦需将士用命，方能建功。王御史此言，未免书生之见。”

长孙无忌却缓缓道：“房相所言，自是正理。然王御史所虑，也非全然无据。此弩威力骇人，管控确需万无一失。再者，吴王殿下献器有功，已得厚赏，然其风头过盛，或非……长久之福。些许清流议论，若能使其稍敛锋芒，懂得藏拙，于殿下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