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肯定对方立场，这是姿态。旋即，他话锋一转：“然，御史所言，恪不敢全然认同。其一，开府仪同三司，乃父皇特旨恩赏，其所置官属，皆按制由吏部铨选、陛下钦点，或有因西域事务暂设之员，亦皆报备有司，何来‘远超常例’之说？宾客往来，乃人情之常，恪一向谨守臣节，从未与朝臣私相授受，结党营私更是无从谈起。御史风闻奏事，可有实证？”

王珪脸色微变，他确实拿不出李恪结党的实证。

李恪不给他喘息之机，继续道：“其二，武研院之用度，每一笔皆由户部、兵部与皇室内帑共同审核拨付，账目清晰可查。其所产军械，于高昌之战中立下赫赫之功，保数万将士性命，节省远征钱粮何止百万？此非耗费，实乃投资，投资于军力强盛，投资于边疆永固！若依御史之言，是否要效仿宋襄公，废黜强弓硬弩，以显仁义？”

他语气依旧平稳，但言辞却犀利起来：“至于礼制……恪以为，礼之用，和为贵。然，若固守陈规，不敢越雷池半步，则惊雷弩无从诞生，高昌或许仍在梗阻商路，西域诸国仍在观望摇摆！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措。父皇设立武研院，正是此意。恪一切行事，皆在父皇圣鉴之下，遵循法度，开拓进取，不知何错之有？”

这一番应对，有理有据，有守有攻。既澄清了事实，又抬出了皇帝作为后盾，更将问题提升到了“开拓进取”与“固守陈规”的层面。

李世民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他缓缓开口：“吴王所言，不无道理。开府置官，皆依制度。武研院用度，朕亦深知其情，确为强军所必需。”

他定了调子，肯定了李恪，但并未直接斥责王珪，而是道：“然，王珪御史所言，亦是老成谋国之言。礼制不可轻废，规制亦需遵守。吴王日后行事，当时时自省，勿授人以柄。武研院用度，着户部、兵部再加核实，务必使每一文钱皆用于刃口之上。”

“儿臣（臣）遵旨！”李恪与王珪同时躬身。

一场风波，看似被皇帝轻描淡写地化解。但所有人都明白，这仅仅是开始。王珪的奏对，绝非孤立事件，其背后必然有更强大的推力。

散朝之后，长孙无忌与几位门生故吏缓步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