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一月，呼韩邪单于的左大将乌厉屈和他的父亲乌厉温敦，看到匈奴内部的纷争不断、局势混乱，就率领数万人投降了汉朝。为了表彰他们的归附，朝廷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此时，李陵的儿子重新立乌藉都尉为单于，不过很快就被呼韩邪单于捕获并斩杀。呼韩邪单于虽然重新回到了单于王庭，但经过一系列的战乱，他的部众仅剩了数万人。与此同时，屠耆单于的堂弟休旬王又自立为闰振单于，占据着匈奴的西部地区；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左贤王呼屠吾斯也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占据着东部地区，匈奴又陷入到了更加复杂的分裂局面。
光禄勋平通侯杨恽为人廉洁无私，但他自恃有才，性格刻薄，还喜欢揭露别人的隐私，因此在朝廷中树敌颇多。他与太仆戴长乐的关系向来不和。有人上书告发戴长乐的罪行，戴长乐就怀疑是杨恽让人干的，于是就上书告发杨恽。戴长乐说：杨恽曾上书为韩延寿辩护，郎中丘常对杨恽说：听说君侯为韩冯翊辩护，他能活下来吗？杨恽说事情哪有那么容易，正直的人未必能保全自己啊！我连自己都保不住，真是像古人说的 “老鼠连洞都钻不进去，还叼着东西” 啊。杨恽还对我讲：自从正月以来，天气一直阴着却不下雨，这就是夏侯君所说的灾异之象啊。宣帝就把这事交给了廷尉处理，廷尉于定国上奏说杨恽对朝廷心怀怨恨，到处散布妖言，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宣帝听后，实在不忍心处死他，就下诏将杨恽和戴长乐都贬为了庶人，这场纷争也暂时告一段落 。
公元前 55 年正月，博阳定侯丙吉去世了。
班固说道：古代制定名号的时候，必定会选取一个参照物，远取于物，近取于身。因此《经》中将君主比作元首，臣子比作股肱，这表明只有君臣一体，相互依存才能成就一番大业。所以君臣相互配合，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也是自然发展的趋势所在。回顾汉朝的历任丞相，在高祖开国时，萧何、曹参最为杰出；到了孝宣帝中兴时，丙吉、魏相也颇有声望。当时官员的升降有序，各司其职，公卿大多都很称职，天下也盛行礼让之风。后来又通过考察他们的政绩，确实名不虚传。
到了二月，黄霸就被任命为丞相。黄霸擅长治理地方百姓，但担任丞相后，他的政绩反而不如在郡县任职时那么显着了。当时，京兆尹张敞家的鹖雀飞到了丞相府，黄霸误以为这是神雀，就打算上奏皇帝。张敞则上奏批评黄霸说：我看到丞相在询问郡国上计的长史、守丞时，将那些有耕者让田界、男女分道而行、路不拾遗等现象，以及举荐孝子、贞妇情况的，就把他们列为第一等，让他们优先上殿；举荐但不知道具体人数的，就把他们列为第二等；而那些不执行朝廷条令教化的，就列为最后。长史、守丞叩头谢恩时，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都希望丞相能采纳他们的建议。当时，我家的鹖雀飞到丞相府屋顶，这事数百人都看到了。边地的官吏大多认识鹖雀，但被问及时，他们却都假装不认识。丞相与他们商议后就上奏说：臣询问上计长史、守丞关于兴化条令的事，皇天降下神雀作为回应。后来得知鹖雀是从我家飞来的，才放弃了上奏。如今郡国的官吏都私下嘲笑丞相仁厚却缺乏见识，轻信奇怪之事。我不敢诋毁丞相，但担心群臣不明真相，长史、守丞又畏惧丞相的权威，回到地方后不依法令行事，各自制定私教，互相攀比，导致民间风俗败坏，虚伪之风盛行，做事有名无实，为百姓谋福祉的决心动摇懈怠，甚至出现妖言惑众的情况。假使京师先推行让田界、分道而行、路不拾遗的做法，这些做法实际上对廉洁、贪婪、贞洁、淫乱的行为并没有多大的好处，反而让虚伪的风气开始盛行，这后果实在难以预料。如果诸侯先推行这些做法，虚伪的名声就超过了京师，那就不是小事了。汉朝承袭前代的弊端，进行变革，制定新的律令，目的是为了劝善禁恶，使得各项条令详备，不可再增加。应当命令贵臣明确告诫长史、守丞，回去后告知二千石官员，让他们在举荐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时，务必选拔合适的人选，各郡都要依照法令行事，不得擅自制定法令；如果敢以欺诈手段骗取名誉的，必先受到严厉的处罚，以证明好恶。宣帝赞赏并采纳了张敞的建议，召见上计吏，并派侍中去传达朝廷的旨意，让他们按照张敞的意思执行。黄霸对此感到十分的惭愧。
小主，
此外，乐陵侯史高因为是外戚，担任侍中的职位，在朝中地位显赫，黄霸就推荐史高担任太尉。宣帝派尚书把黄霸叫来，就责问道：太尉一职已经废除很久了，你身为丞相，首要职责是推行朝廷的教化政策，明察民间的疑难问题，确保监狱里不会出现冤假错案，保证城市乡村的良好治安。至于任命将相这样的大事，向来由我亲自决定。史高身为侍中、乐陵侯，是我最信任的大臣，你凭什么擅自越权，推荐他担任太尉？尚书令把宣帝的这番训斥传达给黄霸。黄霸吓得立刻摘下官帽，连连磕头认错。经过几天诚惶诚恐的请罪，这件事总算是翻篇了。从那以后，黄霸就变得格外谨慎，再也不敢轻易的举荐官员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若论谁最擅长治理地方、安抚百姓，黄霸的能力和政绩始终无人能及，堪称百官楷模。
本年三月，宣帝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朝廷下令减免天下口钱，并赦免死罪以下的囚犯。六月，朝廷下令任命西河太守杜延年担任御史大夫。同时，开始设置西河、北地属国，专门用来安置那些投降的匈奴人。广陵厉王刘胥指使巫女李女须诅咒汉宣帝，企图篡位。事情败露后，刘胥为了灭口，就毒死了巫女及宫人二十多人。公卿大臣看到刘胥如此残暴，就纷纷上奏请求处死刘胥。
公元前 54 年，广陵王刘胥就自杀了，这场谋逆风波最终以悲剧收场。
匈奴单于决定向汉朝称臣，并派了谷蠡王到汉朝作为人质。由于边境不再有敌寇的侵扰，朝廷就下令减少戍边的士兵，削减幅度达十分之二，以此来节省人力和财政开支。
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提议：近年来由于粮食丰收，导致粮价低廉，农民获利减少。要是按照旧例，每年要从关东地区调运四百万斛的粮食供应京师，动用六万名士兵运送。而现在可以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购买粮食，这样足以供应京师的损耗了，还能减少一半以上从关东调运粮食的士兵。汉宣帝采纳了这一建议。耿寿昌又进一步提出：在边境各郡都建立粮仓，在粮价低时高价收购粮食，以保障农民的利益；在粮价高时低价出售粮食，这种粮仓可称为‘常平仓’。这一举措实施后，百姓从中受益。朝廷为了表彰耿寿昌的贡献，就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
四月，发生日食现象。杨恽被废为庶人后，就在家经营产业，通过积累财富来寻求生活的乐趣。他的朋友、安定太守西河人孙会宗就写信劝诫他：大臣被废黜以后，应当闭门思过，表现出惶恐和可怜的样子；你实在不应该经营产业，结交宾客，去追求名声啊。杨恽出身宰相之家，才华出众，年轻时就在朝中崭露头角，如今却因言语不慎被贬，所以内心并不服气，他回信给孙会宗说：我自认为过错已经很大了，行为也有亏，只能做个农夫终老一生了，所以带领妻子儿女努力耕作，没想到这也会被人讥讽！人情所不能禁止的事情，圣人也不会禁止。君主和父亲虽然尊贵，但他们的丧期也有结束的时候。我得罪朝廷已经三年了，我知道种田的辛苦，所以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就烹羊煮羔，喝酒自娱，酒后仰天击缶，唱道：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我确实放纵无度，但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杨恽的侄子安平侯杨谭对他说：叔父您的罪过不大，对朝廷又有功劳，还会被重新起用的！杨恽却说：有功有什么用？不值得为皇帝尽力。杨谭说：皇帝确实如此。司隶校尉盖宽饶、韩冯翊都是尽忠职守的官员，却都因事被杀。这时恰逢日食发生，驺马猥佐成就上书控告杨恽骄奢不悔过，声称日食的灾祸是他引起的。宣帝就把这事交给了廷尉去处理，廷尉查获了杨恽给孙会宗的的回信，宣帝看后非常厌恶。最终，廷尉判处杨恽大逆不道的罪行，处以腰斩；他的妻子和儿子被流放到酒泉郡，杨谭被免为庶人；与杨恽关系密切的官员，如未央卫尉韦玄成和孙会宗等人，都被免职。
司马光说道：以汉宣帝的英明，任用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然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死却都难以让人信服，真的太可惜了！这对国家的善政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周官》中司寇的法律有 “议贤”、“议能” 的规定。像赵广汉、韩延寿这样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员，难道不能称为 “能” 吗？盖宽饶、杨恽这样刚直的人，难道不能称为 “贤” 吗？即使他们有死罪，也应该宽恕，何况他们的罪过还不至于死！扬雄认为韩延寿控告萧望之是他作为臣子的过失。但韩延寿之所以犯上，是因为萧望之的激怒。汉宣帝没有明察，却让韩延寿独自承担罪责，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匈奴内部再起战事，匈奴闰振单于率领部众向东攻打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与他交战，杀死了闰振单于，并吞并了他的部众，随后又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逃走，郅支单于又占据了王庭，匈奴的局势依旧处于动荡不安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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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53 年正月，汉宣帝照例前往甘泉宫，在泰畤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虔诚地祭拜天神，祈求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此时，朝堂因杨恽被杀一事余波未平，有大臣上奏说京兆尹张敞是杨恽的同党，认为他不应再担任官职。汉宣帝因为爱惜张敞的才能，就把这份奏章搁置一旁，没有立即处理。
张敞派属官絮舜去查办案件，絮舜却擅自回家，还口出狂言说：张敞顶多再做五天京兆尹，还能查什么案子！”张敞听闻后，当即就派人将絮舜逮捕入狱，日夜审讯，最终判了他死刑。临刑前，张敞派主簿给他传话说：这五天京兆尹当得如何？如今冬天已过，你还指望能多活些时日？随后就把絮舜给处死了。
不久，立春时节到来，负责平反冤狱的使者出巡。絮舜的家人带着尸体和张敞的命令，向使者申诉冤情。使者将张敞滥杀无辜一事上奏朝廷。汉宣帝本想让张敞自行了断，便先下发此前因杨恽案弹劾他的奏章，将其贬为庶人。张敞到宫前上交印绶后，选择了逃亡。
数月后，京师的治安出现了恶化，有了盗贼横行的迹象，冀州地区更是出现了大股盗匪。此时的汉宣帝想起了张敞以往的功绩，就派使者前往他的家中召他回来上班。当时张敞正被严厉的弹劾，当宣帝派的使者到来时，他的妻子和家人都被吓哭了，张敞却笑着说：我已是逃亡的平民了，若是郡吏前来，那就是要逮捕我；如今来的是使者，说明陛下要重新起用我了。随即他就整理行装，跟随使者进京上班了，还给宣帝写了奏折，说道：臣从前有幸位列九卿，担任京兆尹，后因斩杀属官絮舜获罪。絮舜本是臣厚待的下属，多次承蒙臣的恩惠。因臣被弹劾即将免职，他便回家休息，说臣只能再做五天京兆尹。他背恩忘义，伤风败俗。臣认为絮舜行为不端，才将他处死。臣承认自己滥杀无辜、审讯不公，即便伏法而死，也无怨无悔！宣帝随即就召见张敞，并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张敞到任后，迅速平息了盗贼之乱。
就在张敞平定了盗贼的事情后，朝中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太子与皇上的治国理念出现了分歧，皇太子性格温柔仁慈，喜好儒学。他见宣帝多用严刑峻法管理官吏，便在一次陪宣帝宴饮时，委婉地进言说：如今陛下用刑过重，应该多任用儒生。汉宣帝听后脸色一变，声音严厉的说道：汉家自有治国制度，向来是王道与霸道兼用，怎能单纯依靠道德教化，照搬周朝的治国方式？况且那些迂腐的儒生不懂得审时度势，喜欢厚古薄今，让人在名与实之间不知如何是好，这样的人怎能委以重任！说罢，他又叹息道：将来扰乱我汉家天下的，恐怕就是太子了！
针对此事，司马光说道：王道和霸道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在夏、商、周三代盛世，礼乐制度的制定与军事征伐的权力都掌握在天子的手中，这被称为王道；当天子势力衰弱，无法约束诸侯时，若有诸侯能率领同盟讨伐叛逆、尊奉王室，这便称为霸道。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施行的基础都是仁义，都需要任用贤能之人，奖赏善行、惩罚恶行，禁止暴力、诛除叛乱。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名位的高低、德泽的深浅、功业的大小以及政令的宽狭，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不同。汉朝之所以无法重现这三代的盛世，就是因为君主没有全力去施行先王之道，这并非是先王之道在后世无法推行。儒者之中有君子，也有小人。那些迂腐的儒生确实不足以治国，但是就不能选拔那些真正有才能的儒者加以任用吗？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若汉朝能任用他们，将来所取得的功业又怎会止步于此呢？汉宣帝认为太子懦弱，难以担当治国重任，将来必会扰乱汉家天下，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他说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就太过偏激了。这样的言论恐怕不利于教导子孙，也难以成为后世的治国典范。
淮阳宪王喜欢研究法律，聪明有才，他的母亲张婕妤深受汉宣帝的宠爱。因此，汉宣帝逐渐疏远太子，偏爱淮阳宪王，还多次感叹：宪王才是最像我的儿子！甚至动了改立宪王为太子的念头。然而，太子出身低微，汉宣帝年轻时得到许氏家族的帮助，即位后许皇后又被杀害，出于念旧之情，他始终不忍心废除太子。后来，汉宣帝任命韦玄成为淮阳中尉，因为韦玄成曾将爵位让给他的兄长，汉宣帝希望借此让宪王受到感化。从此，太子的地位才得以更加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