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的可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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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属交趾支那，西贡

西贡河口水面上，法国海军的炮舰静静地泊着，

海军上校里维埃独自站在舰桥上，手中的单筒望远镜扫视着远方模糊的海岸线。

这片土地，连同它的沼泽、丛林、稻田，以及生活其上的人民，在他的视野里，不过是一张等待绘制的地图。

里维埃并非传统的帝国军人。

他已经五十多岁，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但他的职业生涯大半是在写作和新闻业中度过的。

他写过诗歌，写过戏剧评论，在巴黎的沙龙里也曾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

然而，普法战争的惨败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他那一代法国人的心里。

国家的屈辱点燃了他被文艺掩盖的军人荣誉感，他选择重返海军，并狂热地投身于殖民扩张事业，试图用海外的胜利来洗刷欧洲的失败。

交趾支那，对他而言，既是流放地，也是机遇之地。

“上校。”

年轻的副官，出现在他身后，双手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总督府的马车已经在码头等候。总督希望在今晚的宴会上，亲自听取您对东京（Tonkin，越南北部）地区的勘探计划。”

里维埃接过咖啡，抿了一口，

“勘探？”

他轻声重复着这个词，声音里充满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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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么文明的词。我们何必这样欺骗自己。”

中尉沉默着，不敢接话。

他知道上校的野心远不止总督府授权的“确保红河航道畅通”那么简单。

几天前，一艘从马赛驶来的邮轮带来了一封加密信件，来自巴黎的“东京事业促进会”。

这个由议员、银行家和工业巨头组成的团体，已经对殖民地政府的谨慎和拖沓感到极不耐烦。

他们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图景：打通红河，法兰西的商品就能长驱直入，抵达中国云南的腹地，换回那里的锡、铜、生丝和鸦片。

这条黄金水道，将为法兰西带来无尽的财富。

而挡在这条黄金水道上的，是名义上统治着此地的越南阮朝，以及一股更为棘手的力量——盘踞在红河上游山林中的黑旗军。

他们的领袖刘永福，是一个让法国殖民者闻风丧胆的名字。

这支由太平天国残部和当地豪杰组成的武装，时而接受越南朝廷的节制，时而与清政府眉来眼去，他们作战勇猛，熟悉地形，是法国向北扩张的真正障碍。

“总督是个谨慎的政客，”

里维埃仿佛看穿了年轻副官的心思，他转过身，靠在栏杆上，

“他只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官位，避免任何可能引发与清国全面战争的风险。但他不懂，帝国的事业，从来不是在办公室里用墨水写成的，而是在前线用鲜血和钢铁铸就的。”

里维埃的计划，在他脑中已经演练了千百遍，大胆、直接。

他将以“保护法国商人和传教士免受海盗侵扰”为借口，率领一支由主力炮舰和几艘小型蒸汽船组成的舰队，沿红河北上。

他要在河道上制造摩擦，挑起与越南官方或黑旗军的冲突。

只要第一枪打响，事态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届时，巴黎那些在议会里争吵不休的政客们将别无选择，只能授权增兵，将整个东京地区纳入法兰西的版图。

他已经为这次“勘探”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私下里，他与西贡最大的贸易商之一，杜布瓦先生见过数次面。

杜布瓦是个典型的殖民地投机商人，肥胖的身体里塞满了贪婪。

他为里维埃的舰队提供了补给，并承诺，一旦东京地区“稳定”，他将利用自己在巴黎商会的关系，为里维埃争取“东京总督”的职位。

作为回报，里维埃许诺他拥有新占领区内矿产和铁路的优先开发权。杜布瓦甚至为里维埃精心“搜集”了一系列法国传教士在当地“受迫害”的证据，真假难辨，但这足以成为完美的开战借口。

“准备一下，加尼埃，”

里维埃将空咖啡杯递给副官，“至少，我们需要让总督大人相信，我们的红河之旅，只是一次商业考察，不要引起他们这些保守派的警惕。至于开战的时机，由我们海军自己来定！”

中尉只能低头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