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他带领的团队,由荷兰测绘师、爪哇本地的低级文员和一群经过简单培训的本地调查员组成,抵达了万丹地区的一个村庄。
工作从绘制地图开始。
测绘师们用仪器测量着稻田的边界,灌溉水渠的走向。
将这个在当地人眼中熟悉的村庄,变成了一系列由线条、数字和符号构成的几何图形。
紧接着,是人口登记。
马斯设计了一套详尽的表格,要求记录下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信息: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甚至连家中饲养的水牛数量、拥有的农具种类,都必须一一登记在册。
这项工作遭到了村民们无声却又无处不在的抵制。
当调查员走进村庄时,迎接他们的是一双双警惕而又麻木的眼睛。
村民们或者谎报年龄,或者隐瞒家中的新生儿,或者干脆躲进山里,避而不见。
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早已习惯了与官府的盘剥与索取周旋。
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官府的每一次“关心”,都意味着新一轮的税收或徭役。
“先生,”一位年长的爪哇村长,恭敬地对马斯说道,“神明庇佑,我们村今年风调雨顺,但人口……唉,前几年的瘟疫,死了不少人,实在是丁口凋零啊。”
马斯看着村长那张布满皱纹、看似憨厚的脸,心中冷笑。
往常这些统计数据通常是通过地方的低级文员和村长大致估算的,里面水分很大。
但马斯也没什么好办法,他只是一个学者,上司也没给他带兵的权利,在吃了几次苦头之后,他的态度强硬了不少,甚至赖着不走,到处问话,总算获得了比之前相对清楚些的数据。
马斯将收集来的数据,汇总成一本本厚厚的账簿。
在这些由数字和表格构成的世界里,他能大致看到这个地区的劳动力结构、财富分布、人口增长趋势。
能简单计算出,这片土地能够榨取出多少税收,能够征召多少劳役。
“知识,就是权力。”
他在写给巴达维亚上司的报告中写道,
“只有我们用数字,将这个模糊的、由风俗和宗族和宗教统治的社会,客观地量化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彻底地统治它。
每一次人口登记,每一次土地丈量,都是在巩固帝国的统治。”
他想做的,远不止于此。
他还开始着手提议,对现有的种族分类管理进行强化。
目前的殖民地,欧洲人享有最高法律地位。
其次是“外来东方人”,主要指的是做生意的华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他们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管理规定。
最后是“土着” ,印尼本地居民,还有种植园的劳工,处于最低等级。
他想对不同等级的种族分别制定法律和管理体系,例如欧洲人适用荷兰本土的法律,外来东方人在商业和财产方面,必须遵守荷兰的商法。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在家庭、婚姻和继承等事务上,允许他们沿用自己的习惯法,爱怎么样怎么样,不管是大清律例,还是自家宗族的规则,请随意。
本地居民和劳工,必须出台一个严苛的,强制管理的单独法律!
这项工作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远的战略意图。
德利的叛乱,暴露了殖民政府对华人社群内部情况的惊人无知。
他们不知道那些苦力从何而来,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何种联系,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严密的监视下组织起来的。
而这场在爪哇进行的清查,正是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
今天,他们用这套来管理爪哇人。
明天,当苏门答腊的战火平息之后,他们就会将这套更严酷的枷锁,套在每一个幸存的华人脖子上。
暴力可以摧毁反抗者的肉体,但只有这无孔不入的掠夺体系,才能真正地囚禁他们的灵魂。
——————————
德利的烟草田,在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后,变成了一片荒芜。
那些曾经被精心照料、价值连城的烟草植株,如今或被烧成焦炭,或在无人打理的田地里腐烂,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霉味。
德利公司的损失是灾难性的。
仓库被毁,设备被砸,但最致命的,是劳动力的彻底真空。
那些曾经像牲口一样被驱使的华工,如今或死于战乱,或逃入丛林加入了叛军,或被荷兰人自己关进了华人区的囚笼。
没有了这双创造财富的手,德利公司,这个曾经的利润巨兽,就成了一具空壳。
在阿姆斯特丹股东们的疯狂施压下,一个迫切的计划被迅速提上日程:寻找新的、更“温顺”的劳动力,来取代那些“开始学会反叛”的华人。
目光,最终还是投向了爪哇。
雅各布·德容,德利公司一位精明强干的地区代理,被赋予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带着一箱子荷兰盾和几名助手,从满目疮痍的棉兰,登上了前往爪哇的轮船。
他的使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公司招募到至少五千名愿意前往苏门答腊的爪哇苦力。
见鬼了,这怎么可能?
德容的招工之旅,从爪哇中部的乡村开始。
这里人口稠密,土地贫瘠,许多农民在殖民政府的强迫种植制度下挣扎求生,生活极度贫困。
德容来这之前还以为,这里应该是招募廉价劳动力的理想之地。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
“去苏门答腊?不,不,先生。”
村长,一边恭敬地接过德容递上的雪茄,一边连连摆手,
“那里的林子里有老虎,有瘴气,还有吃人的巴塔克。我们爪哇人,离了家乡的稻田,活不成的。”
德容很快意识到,
尽管爪哇的人口在快速增长,但大多数爪哇农民对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庭,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抵触。
他们宁愿在熟悉的贫困中挣扎,也不愿去一个充满未知危险的陌生岛屿。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荷兰人充满了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