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派出的远征军先遣队，在勿老湾港登陆时，带来的不仅仅是军事管制，更带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混合着帝国傲慢与复仇渴望的肃杀之气。

随之抵达的，还有一批来自巴达维亚的文职官员。

他们的任务并非安抚或重建，而是执行更严酷的清算。

为首的是范德海金指派的法律顾问，此人眼神锐利，作风强硬，深受范德海金赏识。

他带来了总督府最新颁布的《特别治权法令》，授予远征军指挥官在“叛乱地区”拥有临时的、超越常规法律程序的审判与处置权。

棉兰城，这座刚刚经历叛乱又被短暂“解放”的城市，首当其冲，成为了铁腕统治的试验场。

棉兰地区成立了临时军事总管，首先做的事情，便是对华人区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封锁与清查。

甲必丹张士辉交出的那份名单，仅仅是个开始。

宪兵队挨家挨户地搜查，任何被认为与叛乱稍有关联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被粗暴地从家中拖出，押往临时设立的军事营地。

所谓的“审判”潦草而残酷，通常只是几句简单的盘问，伴随着鞭打与恐吓。任何试图辩解或保持沉默的人，都会被视为“顽抗分子”，当场处决。

棉兰河畔，昔日华人渔船停泊的码头，变成了一处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场。

每天都有成批的华人被押到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绞死或枪决。

尸体被随意地抛入河中，顺流而下，散发着腐烂的气息。

荷兰人就是要用这种最原始、最野蛮的方式，向所有幸存者宣告：反抗的代价，就是死亡。

“准照制度”和“通行证制度”被进一步收紧。华人不仅被禁止离开指定的聚居区，连在区内活动都受到了严格限制。

每天只有固定的几个小时允许外出采买必需品，且必须持有由军事管制办公室签发的临时通行证。任何在宵禁后仍在街上活动的人，格杀勿论。

棉兰华人区，这座曾经充满活力的社区，彻底变成了一座死城，一座巨大的露天监狱。

到处都弥漫着恐惧和绝望，令人窒息的沉默。

与此同时，巴达维亚的文职官员，开始着手清算那些在叛乱期间“失职”或“通敌”的地方势力。他们首先传唤了日里苏丹。

这位昔日养尊处优的马来王公，在叛乱爆发时未能有效弹压，甚至其卫队一度与叛军发生冲突后便龟缩不出，早已让荷兰人极为不满。

在重兵“护送”下，苏丹战战兢兢地来到临时军事法庭。

荷兰官员没有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直接宣读了总督府的命令：鉴于苏丹未能履行保护荷兰公民及财产安全的职责，其对日里地区的行政管辖权被暂时剥夺，由荷兰殖民政府直接接管。同时，苏丹必须“自愿”向帝国政府“捐献”五十万荷兰盾，作为“协助平叛”的军费。

苏丹面如死灰，却不敢有丝毫反抗。

这不过是荷兰人削弱本地王权、加强直接统治的借口。

但他只能屈辱地接受，用自己积攒多年的财富，换取一个空洞的头衔和苟延残喘的机会。

完成了对最高层傀儡的敲打，斯内夫利特的目光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土地。

德利公司在叛乱中损失惨重，急需补充资金和恢复生产。

一场以“重新丈量”和“评估损失”为名的清查行动，在城内集结武装的保护下，陆续向控制区以外展开。

那些在叛乱期间被华工占据、或是被战火波及而荒废的种植园土地，被毫不留情地重新划归德利公司或与荷兰人关系密切的欧洲投资者名下。

许多原本与当地马来村社存在争议的土地，也被强行纳入了殖民经济体系。

至于那些刚刚被强制运来的爪哇劳工，他们的命运则更为悲惨。在《苦力条例》的“保护”下，他们成了种植园主可以合法奴役的对象。

严苛的惩罚条款，让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或反抗。

他们拿着微薄的“公司钱”，却要在武装监工的看管下，从事比昔日华工更为繁重的劳动。

陆续沿着城镇向外收回的烟草田，再次被新的血汗所浸透。

情报收集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情报分队，利用收买、严刑逼供等各种手段，疯狂地搜集着关于叛军核心力量——那支由董其德、阿吉领导的武装的信息。

他们绘制了更详细的地图，标记出叛军可能的藏匿地点、活动规律以及补给来源。

单纯的军事清剿或许可以暂时压制叛乱，但要彻底根除威胁，必须找到并摧毁叛军的指挥中枢和后勤网络。

————————————————

在棉兰的清算高效展开时，远征军主力，已经如同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进了苏门答腊中北部的巴塔克高地。

那场在多巴村进行的、旨在“展示决心”的毁灭性炮击，仅仅是这场血腥征途的序幕。

克虏伯山炮的轰鸣声成了巴塔克高地上空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远征军沿着河流谷地稳步推进，每到一处人口稍密集的区域，首先迎接村民的，便是来自炮兵阵地的死亡之雨。

75毫米榴弹和榴霰弹以惊人的精度和破坏力，将那些世代居住的高脚屋、祭祀场所连同其中的居民一同炸成碎片。

炮击过后，便是安汶突击队和爪哇步兵如同潮水般的涌入。

他们得到的命令简单而残酷：摧毁一切抵抗，不留任何活口。

村庄被付之一炬，牲畜被屠杀殆尽，连水井都被投入尸体污染。

荷兰人要用最彻底的焦土政策，摧毁巴塔克人赖以生存的一切物质基础，更要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

巴塔克人并未屈服。

这片崎岖的山地是他们世代守护的家园，血液里流淌着不屈的抗争精神。在祭司王辛辛加曼加拉贾的号召下，各个部落的勇士们拿起简陋的武器，利用熟悉的地形，与入侵者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却又无比惨烈的游击战争。

狭窄的山谷、茂密的丛林、湍急的河流，都成了他们的战场。

他们如同鬼魅般出没，放冷枪射杀掉队的荷兰士兵，用削尖的竹桩和滚木封锁道路，用长矛和砍刀伏击巡逻队。

他们甚至会利用夜色，赤裸上身，脸上涂满泥彩，手持砍刀，悄无声息地摸进荷军的营地，割断哨兵的喉咙，制造恐慌。

然而，在绝对的技术代差面前，巴塔克人的英勇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博蒙特步枪的射程和精度远超他们的火绳枪，克虏伯山炮的威力更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每一次伏击，或许能给荷军造成一定的伤亡，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更猛烈的炮火报复和更残酷的清剿。

少校冷酷地执行着他的“清场”计划。

他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在乎伤亡数字的攀升。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找到并杀死祭司王辛辛加曼加拉贾，彻底摧毁巴塔克人的精神象征。

为此，他甚至采取了更为卑劣的手段。

他利用部落之间的旧怨，收买和武装了部分与辛辛加曼加拉贾敌对的部落头人，让他们充当向导和“伪军”，去搜捕和屠杀自己的同胞。这种“以巴塔克制巴塔克”的策略，比炮火更加恶毒，它在巴塔克社会内部撕开了一道道血淋淋的伤口。

汉斯上尉和他率领的安汶突击队，成了这场丛林猎杀中最致命的獠牙。这些同样生长于热带岛屿、精通丛林作战的“黑荷兰人”，追踪巴塔克游击队的踪迹如同猎犬追踪猎物。

他们甚至学会了巴塔克人的呼哨和暗号，时常设下陷阱，将前来接头的游击小队诱入包围圈，然后用优势火力将其全歼。

战争进行到第二周，远征军已经深入巴塔克高地腹地近百公里。他们身后留下的是一条由烧毁的村庄、荒芜的田地和累累白骨铺就的死亡之路。

但他们距离那个核心目标——祭司王辛辛加曼加拉贾的藏身地，却似乎仍旧遥远。巴塔克人的抵抗虽然损失惨重，却从未停止。

范·霍恩少校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

他麾下的部队减员严重，超过两百名士兵或死于战斗，或死于疾病和意外。尤其是欧洲士兵，水土不服加上持续高强度的行军作战，许多人已经濒临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