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里说：“建成、元吉潜谋害太宗，太宗遂起玄武门之变。”其实这话有点偏，李建成和李元吉确实想害李世民，但李世民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手下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早就劝他先下手为强了。李渊的犹豫不决，其实是把李世民逼到了绝路上。

公元626年六月初四，长安城里出大事了。

那天早上，李建成和李元吉像往常一样，骑着马去皇宫上朝，刚走到玄武门，突然从两边冲出一群人，为首的就是李世民。李建成一看不对劲，拔腿就想跑，李世民张弓搭箭，一箭就把李建成射落马下，当场死了。李元吉吓得掉转马头，想跑回皇宫找李渊求救，结果被李世民的手下尉迟恭追上，一刀砍了脑袋。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玄武门之变”。

事变发生时，李渊正在皇宫里划船，享受着难得的清闲。突然，尉迟恭浑身是血地冲了进来，手里还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脑袋，跪在李渊面前说：“太子和齐王谋反，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特命臣来保护陛下！”

李渊手里的船桨“啪”地掉在了水里，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两个儿子没了，剩下的只有李世民一个儿子了。他看着尉迟恭手里的脑袋，又想起这些年两个儿子的争斗，心里又痛又悔，可他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身边的大臣萧瑀、陈叔达赶紧劝他：“陛下，太子和齐王本来就没什么功劳，还老想害秦王。秦王功盖天下，百姓归心，不如就立秦王为太子，这样天下就安定了。”（看来李世民没少做老爹跟前心腹的工作）李渊叹了口气，说：“好吧，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三天后，李渊下旨，立李世民为太子，并且宣布：“从今往后，国家大事，无论大小，都由太子裁决，然后再告诉我。”（《旧唐书·高祖本纪》）这话一出口，李渊其实已经把皇帝的权力交出去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李渊过得很煎熬。他看着李世民一步步清除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势力，看着李世民的手下一个个身居要职，心里明白，自己这个皇帝，已经成了摆设。公元626年八月，李渊下了道禅位诏书，把皇位传给了李世民，自己当起了太上皇，搬到了太极宫西边的大安宫居住。

退位后的李渊，日子过得挺清闲，可也挺寂寞。他不再管朝政，每天就在宫里看看书、养养花，偶尔也会参加李世民举办的宴会。有次李世民请李渊吃饭，李渊喝多了，拉着李世民的手说：“当年太原起兵，多亏了你；后来平定天下，也多亏了你。我当初要是早点立你为太子，就不会有玄武门之变了。”李世民听了，赶紧跪下说：“都是儿臣不好，让父皇担心了。”

其实李渊心里清楚，李世民的皇位，是靠刀枪拼来的，可他也明白，只有李世民，才能守住大唐的江山。公元635年五月，李渊在大安宫去世，享年七十岁。他的谥号是“太武皇帝”，庙号是“高祖”，后来被葬在了献陵。

提起李渊，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不如儿子李世民——李世民有“贞观之治”，有“天可汗”的称号，而李渊呢，好像除了太原起兵、建立唐朝，就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功绩了。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要是没有李渊早年的“韬光养晦”，要是没有他在太原积攒的实力，李世民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机会施展；要是没有李渊制定的“先取关中，再平天下”的战略，唐朝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统一全国；要是没有李渊在建国初期制定的各项制度——比如三省六部制、均田制、科举制，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也无从谈起。

《旧唐书》里评价李渊：“高皇创图，势若摧枯。国运神武，家难圣谟。”这话其实很中肯。李渊不是一个软弱的皇帝，他只是比李世民更懂得“隐忍”和“时机”；他也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只是在家庭和国家之间，选择了对国家更有利的一方。

他是大唐的开国皇帝，是李世民的父亲，是“贞观之治”的奠基人。他的一生，有逆袭的传奇，有妥协的无奈，也有作为父亲的痛悔。但无论如何，他都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隋末的乱世，开启了一个属于大唐的新时代。

参考《旧唐书·高祖本纪》《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隋书·恭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