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时候起，大唐的朝政又开始走下坡路。藩镇越来越横，节度使们还是父死子继，朝廷只能点头；官员越来越贪，老百姓的赋税越来越重；太监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后来甚至能干涉朝政。德宗自己呢，天天在宫里喝酒作乐，看着库房里的钱越来越多，心里才觉得踏实。

德宗晚年，犯了不少糊涂事。他一方面当“甩手掌柜”，把朝政交给宰相，另一方面又不想放权，总怕宰相权力太大，所以经常派太监去监视宰相，还动不动就换宰相。

当时有个宰相叫裴延龄，是个十足的奸臣。他知道德宗喜欢钱，就天天跟德宗说“我能帮陛下搞到很多钱”，其实就是把老百姓的赋税加倍征收，再把搜刮来的钱交给德宗。德宗居然信了，还觉得裴延龄是个忠臣，天天夸他。大臣们都知道裴延龄不是好人，纷纷上书弹劾他，可德宗根本不管，还把弹劾的大臣贬官。

还有一件事，更能看出德宗晚年的糊涂。他以前讨厌藩镇，后来却开始学藩镇的样子，把自己的亲信派到地方当节度使，让他们替自己搜刮钱财。有个叫李实的官员，被德宗派到京兆府（今西安）当尹，李实上任之后，不管老百姓死活，拼命收税，连灾年都不让减免。老百姓被逼得卖儿卖女，李实却跟德宗说“今年粮食丰收，老百姓过得很好”（《新唐书》）。德宗居然信了，还赏了李实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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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德宗也不是完全糊涂。他虽然不管朝政，但心里还是惦记着大唐的江山。他知道太子李诵身体不好，就提前安排好辅佐太子的大臣；他也知道吐蕃是个威胁，就跟吐蕃议和，还派使者去安抚周边的少数民族，让大唐的边境暂时安定下来。

公元805年，德宗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把太子李诵叫到床边，嘱咐他一定要好好治理国家，别像自己一样，一辈子干了不少后悔事。没过几天，德宗就在长安皇宫里咽气了，享年六十四岁。

他死了之后，太子李诵登基，就是唐顺宗。可顺宗身体太差，当了几个月皇帝就禅位给儿子唐宪宗。宪宗登基后，又开始削藩，还真平定了不少藩镇，史称“元和中兴”。要是德宗泉下有知，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惭愧——自己没完成的事，居然被孙子完成了。

唐德宗李适的一辈子，就像坐过山车，起起落落，大喜大悲。他刚登基的时候，是个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明君”苗子，裁冗官、省开支、削藩镇，每一步都走在点子上，差点就真的“中兴”大唐了。可他太骄傲、太急躁，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最后被逼得逃亡、下罪己诏，从此一蹶不振，变成了一个“昏君”。

《旧唐书》评价他“志大而才疏，心高而智浅”，这话很中肯。他有想当“中兴之主”的志向，却没有相应的能力和耐心；他知道大唐的毛病在哪，却不知道该怎么慢慢解决，总想一口吃个胖子。

但我们也不能全怪他。他出生在乱世，亲眼见证了大唐的衰落，心里着急想挽回，这本身没错。只是他没明白，治理一个破碎的王朝，就像修补一件破衣服，得一针一线慢慢缝，不能用剪刀乱剪。

德宗这辈子，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那道《罪己诏》。他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在皇帝里是很少见的。也正是因为这道诏书，大唐才没有在藩镇之乱中彻底灭亡，为后来的“元和中兴”留下了一线生机。

要是德宗能早点明白“慢慢来”的道理，要是他能多信任一些像陆贽这样的忠臣，要是他晚年没有那么沉迷钱财，或许他真的能成为大唐的“中兴之主”。可惜，历史没有“要是”。

唐德宗李适，就是这么一个复杂又真实的皇帝。他不是完美的明君，也不是彻底的昏君，他只是一个在乱世里挣扎的普通人，想做好却没做好，留下了一堆遗憾，也留下了一段让后人唏嘘的历史。

参考《旧唐书·德宗纪》《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