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王守澄就指使自己的亲信宦官郑注、李训，诬告宋申锡“谋反”。他们说宋申锡跟漳王李凑（文宗的弟弟）勾结，想废掉文宗，立李凑为皇帝。为了让诬告看起来像真的，他们还伪造了书信、印章，找了几个“证人”。

文宗一听“谋反”，当时就懵了。他虽然信任宋申锡，但“谋反”可是天大的事，而且涉及到自己的弟弟，他不由得不信。王守澄又在一旁煽风点火，说：“陛下要是不赶紧处理，漳王和宋申锡说不定今晚就会动手！”

文宗慌了神，没来得及调查，就下令把宋申锡抓了起来。大臣们一看，都急了，纷纷上书说宋申锡是冤枉的，让文宗查清楚再定罪。裴度更是直接跑到宫里，跟文宗说：“宋申锡是个忠臣，要是他真的谋反，我愿意跟他一起死！”

文宗这才冷静下来，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劲。他让人去调查，结果查来查去，也没找到宋申锡谋反的证据。可王守澄不依不饶，非要杀了宋申锡。文宗没办法，最后只能把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漳王李凑也被贬为巢县公。《新唐书·宋申锡传》里写：“申锡坐贬开州司马，凑废为巢县公。”

宋申锡到了开州，又气又恨，没几年就病死了。临死前，他还拿着文宗给他的密诏，哭着说：“我对不起陛下，没能除掉宦官啊！”

这件事，对文宗打击太大了。他第一次意识到，宦官的势力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自己连一个信任的宰相都保不住。那几天，文宗天天躲在宫里，不跟大臣见面，也不处理朝政，有时候看着宋申锡以前递上来的奏折，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

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付宦官，不能只靠一腔热血，得用计谋，得找更靠谱的人。

宋申锡案之后，文宗消沉了好一阵子。但他没放弃，反而更坚定了除掉宦官的决心。他知道，光靠正直的大臣不行，还得找几个“狠角色”——最好是能跟宦官打交道，又能为自己所用的人。

这时候，两个人走进了他的视线：李训和郑注。

郑注这个人，有点传奇。他本来是个医生，会治怪病。当年王守澄得了一种怪病，宫里的太医都治不好，有人推荐了郑注，结果郑注几副药就给治好了。王守澄很感激他，就把他留在身边，当成心腹。郑注脑子活，会来事，很快就成了王守澄的“智囊”，帮他出了不少坏主意。

李训是个读书人，出身名门，可惜家里后来败落了。他早年因为跟人结仇，还被流放过。后来他通过郑注的关系，认识了王守澄，也成了王守澄的亲信。李训口才好，肚子里有墨水，很会揣摩人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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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一开始也不信任这两个人，觉得他们是王守澄的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可后来他发现，李训和郑注虽然跟着王守澄，但野心很大，不甘心只当宦官的走狗。而且，这两个人天天跟宦官打交道，最了解宦官的弱点。

于是，文宗决定赌一把。他偷偷召见李训和郑注，跟他们聊了几次。没想到，这两个人对宦官的痛恨，一点不比文宗少。李训跟文宗说：“宦官专权，是国家的大患。要是不除掉他们，大唐早晚要亡在他们手里。陛下要是信得过我，我愿意为陛下效死！” 郑注也说：“我虽然是王守澄提拔的，但我知道谁是君，谁是臣。只要陛下下令，我就算跟王守澄反目，也在所不辞！”

文宗被他们说动了。他觉得，这两个人就是自己要找的“狠角色”。于是，他开始重用李训和郑注，一步步提拔他们。李训从一个小官，不到一年就当上了宰相；郑注也被提拔为凤翔节度使，手握兵权。

李训和郑注确实有本事。他们知道王守澄的势力大，不能一下子把他扳倒，就先从王守澄的党羽下手。当时，宦官里还有个叫仇士良的，跟王守澄不和。李训和郑注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先帮仇士良打压王守澄的人，然后再一步步孤立王守澄。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李训和郑注觉得时机成熟了。他们跟文宗商量，决定先除掉王守澄。文宗下旨，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听起来是个大官，其实是个虚职，把他手里的兵权给夺了。然后，李训又让人给王守澄送了一杯毒酒。王守澄到死都没想到，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两个人，居然会杀了自己。《资治通鉴》里记载：“赐守澄死，籍没其家。”

除掉王守澄，文宗非常高兴。他觉得李训和郑注果然没让自己失望，这下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他在宫里摆了庆功宴，跟李训、郑注喝了好多酒，还说：“以后大唐的中兴，就靠你们两个人了！”

可文宗没意识到，李训和郑注这把“剑”，不仅能杀宦官，也可能会伤到他自己。这两个人都是野心家，他们帮文宗除掉王守澄，可不是为了“中兴大唐”，而是为了自己掌权。尤其是李训，当了宰相之后，越来越专横，连文宗都有点管不住他了。

郑注也没闲着，他在凤翔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势力，还跟李训约定，等时机成熟，就一起掌控朝政。

这时候的文宗，就像一个骑在老虎背上的人——他想靠老虎除掉敌人，却忘了老虎本身也是危险的。

除掉王守澄之后，剩下的最大宦官就是仇士良了。仇士良比王守澄更狡猾，手里也握着神策军的兵权。李训和郑注觉得，必须尽快除掉仇士良，否则夜长梦多。

他们跟文宗商量，制定了一个计划：郑注以去凤翔“祭神”为名，带一批精兵回长安，趁宦官们去送葬（王守澄的葬礼）的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稳妥，文宗也同意了。

可李训不放心。他怕郑注抢了头功，以后自己斗不过郑注。于是，他决定提前动手，自己单干。

《新唐书·文宗纪》里写这场血洗：“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盗乘其乱，剽掠都城。” 长安城里火光冲天，哭声、喊声、刀砍声混在一起，连街上卖糖葫芦的小贩都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以前繁华的朱雀大街，几天之内就堆满了尸体，连路都走不通。

文宗呢？他被仇士良软禁在紫宸殿里，成了真正的傀儡。仇士良每次见他，都带着一群挎着刀的宦官，说话的时候眼睛瞪得像铜铃，一点都不把他当皇帝看。有一次，仇士良直接跟文宗说：“陛下要是安分点，还能好好当你的皇帝；要是再敢跟李训、郑注那样的人勾结，小心自己的小命！”

文宗只能低着头，一句话都不敢说。他看着仇士良嚣张的样子，又想起李训、郑注的惨死，还有那些因为这场政变被杀的大臣百姓，心里像被刀子割一样疼。有一天，他在宫里散步，看见池塘里的荷花都枯萎了，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大唐啊！”

《资治通鉴》里记载了文宗当时的处境：“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机构），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以前他还能跟大臣们商量朝政，现在连见大臣都要经过仇士良的同意；以前他还能下旨改变一些事情，现在他的圣旨还没出宫门，就被宦官们扔到了一边。

有一次，宰相李石跟文宗奏事，刚说了没几句，就听见外面有射箭的声音——那是宦官们故意吓唬李石，让他不敢跟文宗多说。李石吓得赶紧磕头告辞，从此以后，大臣们都不敢再跟文宗谈论国家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