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直到深夜，指挥部的灯光彻夜未熄。煤油灯跳动的火苗，将三人时而站立、时而俯身、时而激烈争论的身影，放大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与地图上那些曲折的线条和沙盘上林立的标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决定古城命运的紧张图景。
他们反复推演着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如果顽固派部队强行突围，阻击点设在哪里最能减少对城区的破坏？如果敌军内部发生火拼，如何快速隔离、平息？如果散兵游勇趁机劫掠，如何最快速度维持治安，保护重要目标？每一个方案，都细致到连、排一级的部署；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无数生命和无法估量的文化财富的安全。
陈世根凭借其对北平城内地形和敌军内部情况的深入了解，提出了许多关键性的建议。他甚至在标注防御要点时，特意在地图上的故宫、天坛、颐和园、北大红楼、清华园、北平图书馆等重要文化教育设施旁边，用红笔重重画上了保护性的圆圈，并在一旁注明了“严禁炮击”、“重点看护”等字样。
窗外，不知何时飘起了细雪。洁白的雪花无声地落下，渐渐覆盖了贝满女中校舍那中式屋顶上沉默的吻兽，仿佛要为这座饱经忧患的城市披上一件暂时纯净的纱衣。指挥部内的争论声、电报机的哒哒声、铅笔在地图上划过的沙沙声，与窗外这片静谧的雪世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照。
时间在紧张的筹备中悄然流逝，来到了关键性的1月21日。拂晓时分，天色未明，整个北平还笼罩在一片寒冷的沉寂之中。陈世根接到一项绝密任务——亲自带领师部最精锐的警卫连，秘密护送我方几名高级代表，前往西郊的八里庄，与傅作义方面的代表进行又一次至关重要的面对面磋商，敲定和平交接的最后程序。
吉普车和跟随的卡车组成的车队，关闭车灯，在朦胧的晨曦中悄无声息地行驶在空旷的街道上。途经西直门时，陈世根注意到，城楼上的守军似乎正在忙碌着什么。他示意车队放缓速度，仔细观察。只见一些士兵正在军官的指挥下，拆卸架设在垛口上的重机枪和迫击炮等重武器。虽然动作显得有些迟缓拖沓，士兵们的脸上也大多带着迷茫和疲惫，但这无疑是一个极其积极的信号！
就在车队即将驶过城门洞时，陈世根的目光被城墙根下一个小小的身影吸引。那是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的国民党娃娃兵，身上穿着极不合身的、脏破的棉军服，蜷缩在背风的垛口下面，双手捧着一个冻得硬邦邦的窝窝头，正费力地啃咬着，脸颊冻得通红，鼻涕都快流到嘴边了。
看到这个场景，陈世根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他立刻示意司机停车。他推开车门，跳下吉普，大步走到那个娃娃兵面前。那娃娃兵显然被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看到一位穿着呢子军装（陈世根为执行此次任务，特意换上了相对整齐的校官呢子军服），明显是高级军官的人站在面前，更是惊慌失措，手里的窝窝头差点掉在地上，结结巴巴地想站起来敬礼，却因为寒冷和紧张，动作显得笨拙而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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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了他几秒，然后伸手从自己军大衣的内兜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还带着些许体温的烤红薯——这是他出发前，炊事班长老李特意塞给他让他路上垫肚子的。他将烤红薯递到那个娃娃兵面前，用尽可能温和的语气说道：“小兄弟，天冷，吃这个，热乎点。”
那娃娃兵愣住了，呆呆地看着陈世根，又看看那块散发着诱人香气的烤红薯，不敢去接。陈世根直接将红薯塞到他手里，然后拍了拍他那瘦削的肩膀，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对方耳中：“以后……大概不用再在这城头上挨冻受饿，替老蒋卖命了。”
说完，他转身回到吉普车上，示意车队继续前进。从后视镜里，他看到那个娃娃兵依然捧着那块烤红薯，站在原地，望着车队远去的方向，抬手用力抹了一把眼睛。
这个小插曲，让陈世根心中五味杂陈。战争让多少这样的孩子被迫拿起枪，远离家乡和亲人？和平，不仅仅是为了保护那些冰冷的宫殿庙宇，更是为了千千万万这样鲜活而年轻的生命，为了让他们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
抵达八里庄谈判地点后，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傅作义部下的一些军官，对于放下武器、接受改编仍有疑虑，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反复纠缠。会场内的气氛一度颇为紧张。就在争论陷入僵局时，陈世根示意随行人员，将他带来的一个牛皮纸卷筒打开。
那是一张精心绘制的、比例尺极大的《北平文物分布详图》。这张图并非单纯的军事地图，而是独立师的情报部门，在过去几个月里，通过各种渠道，甚至动员了城内进步学生和文物工作者，秘密搜集、整理、核实后绘制而成的。上面不仅清晰标明了故宫、天坛、北海、中南海、颐和园、圆明园遗址等众所周知的文化瑰宝，还用极其细密的朱红色小字，标注了城内大大小小共计八百多处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化遗址——包括那些藏于深巷的古寺、道观、会馆、名人故居、有价值的古建筑、碑刻，甚至是一些重要的图书馆、博物馆的库房位置。
当这张详图在谈判桌上铺开时，对面那位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素来以儒将自诩的副军长， visibly shaken （明显受到了震动）。他俯下身，戴着白手套的手指颤抖着拂过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朱红色标注，从紫禁城的太和殿，到胡同深处某座不起眼的元代古寺；从珍藏《四库全书》的文渊阁，到某位明代科学家故居的门楣……
他沉默了足足有一分钟，会场里静得只能听到人们粗重的呼吸声。然后，他猛地直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军帽和衣领，面向陈世根和我方代表，极其标准地、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说道：“惭愧！实在惭愧！鄙人等身为守土之将，驻防北平数年，竟不知脚下这片土地，承载着如此厚重之文明底蕴！贵军……贵军为保护这座古城，为保护我中华文明血脉所做的功课，比我们这些尸位素餐之人，要尽心、尽力得多！仅凭此图，足见贵军之诚意，足见共产党之远见！我……无话可说，唯有佩服，并全力促成此事！”
这张详图，成了打破谈判僵局的一把关键钥匙。它用一种无声却无比强大的力量，向对方证明，即将进入这座城市的军队，不仅是一支能征善战的胜利之师，更是一支懂得珍惜、尊重和保护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文明之师。
接下来的日子，在一种充满希望却又依然紧绷的气氛中度过。独立师全体指战员，按照预定方案，秘密而迅速地调动、部署，控制关键节点，监视顽固派部队动向，与城内地下党密切配合，搜集情报，安抚民心。陈世根几乎是不眠不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他精神却处于一种高度的亢奋状态。他知道，历史性的一刻，即将到来。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日子。清晨，天色刚蒙蒙亮，凛冽的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寒意，但东方天际已经透出了一丝淡淡的、预示着光明的鱼肚白。
陈世根与师长傅水恒、政委傅必元，以及独立师团以上主要干部，早早地来到了前门箭楼下。他们按照入城仪式的规定，都换上了相对整洁的军装，整理了风纪扣，尽可能地展现出胜利之师应有的军容风貌。但比起军容，他们脸上更多的，是一种庄严肃穆，混合着难以抑制的激动与欣慰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