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巧合）。

我叫陈世根，如今在军区担任参谋长。年纪渐长，许多往事已如烟云般淡去，但有些人，有些事，却像刻在骨头上的印记，任凭岁月冲刷，反而愈发清晰。傅水恒，就是我心头这样一道深刻的印记。

我和他，是真正在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交情。从东北的冰天雪地，到南方的崇山峻岭，我们一个战壕里蹲过，一个饭盒里搅过马勺。他是那种天生的军人，沉默寡言，但打起仗来像头下山的猛虎，战术眼光奇准，又爱兵如子。他带的兵，没有不服他的。他那个营，是全军有名的尖刀，多少次硬仗、恶仗，都是他们营顶在最前面，撕开突破口。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攻打三〇五高地的那一仗。敌人火力太猛，碉堡群像毒牙一样扼守着山头，我们连续冲锋了几次都败下阵来，伤亡很大。当时已经是副营长的傅水恒，主动请缨，带着一支突击队，趁着夜色从侧翼的悬崖峭壁摸上去。那真是九死一生，听说他们用绳索、刺刀，硬是在几乎垂直的崖壁上开辟了一条路。第二天凌晨，当我们正面的佯攻吸引住敌人主力时，傅水恒他们像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敌人侧后，用手榴弹、爆破筒，硬是把那几个最坚固的碉堡给端掉了。战斗结束后，他浑身是血，被弹片划开的伤口深可见骨，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牺牲的战士，怎么掰都掰不开。

那一仗，奠定了整个战役的胜局。傅水恒立了大功，被授予了一枚代表至高荣誉的“战斗英雄”勋章，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军功章，数下来得有十几枚。授勋大会上，他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满了奖章，金光闪闪，台下掌声雷动。可我记得，他脸上并没有多少喜色，眼神里反而有种化不开的沉重。我知道，他在想那些永远留在三〇五高地上的弟兄。

后来，全国解放，部队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以他的战功和能力，前途不可限量。我们都以为，他会在军队里大展宏图，至少也能混个师旅级。可就在一次部队整编后，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老战友都大跌眼镜的决定——复员回乡。

我找他谈过，不止一次。我劝他：“老傅，你是带兵打仗的料，部队需要你！回去种地？你这身本事不就埋没了？再说，老家那边条件苦，你何苦呢？”

他坐在我对面，默默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有些模糊。半晌，他才开口，声音低沉而坚定：“老陈，仗打完了，该回家了。老家是苦，所以才更需要人回去建设。我这条命，是战友们换回来的，不能光想着自己享受。回去做点实事，让乡亲们日子好过点，我心里踏实。”

他提到“战友”，我便知道，再劝无用。那些牺牲的战友，是他心里永远过不去的坎，也是他一切选择的原点。他不是不热爱这身军装，他只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去践行他们当初共同的理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他走的那天，天空飘着细雨。没有惊动太多人，就我们几个老战友去送他。他的行李简单得可怜，一个破旧的帆布背包，还有一个他视若珍宝的、上了锁的旧木箱子。我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是他所有的军功章和获奖证书。他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旧便装，看上去就像一个最普通的农民，哪里还有半点战斗英雄的影子？

他和我用力地握了握手，他的手粗糙有力，布满老茧。“老陈，保重。”他就说了这么一句，然后转身，汇入了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流，背影挺拔，却又带着一种决绝的孤独。

这一别，就是好几年。起初我们还通过几封信，知道他已经回到了闽西连城县那个叫池溪村的小山村。信里，他从不提过去的辉煌，只偶尔说说家乡的情况，地薄，人穷，日子艰难。后来，信也渐渐少了。我也因为工作调动，日益繁忙，与他的联系便断了。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会想起这位老战友，想起他锁在箱子里的那些勋章，不知道他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过得究竟怎么样。以他的性格，怕是再难，也不会向组织开口吧。

直到前不久，我因公到南方某省考察，行程中恰好要路过连城县。我立刻动了心思，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看看老傅。我没有提前通知当地政府，只带了两个随行人员，轻车简从，直奔朋口镇池溪村。

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越往里走，山势越陡，田地看起来也越发贫瘠。我心里有些发沉，老傅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到了池溪村，村口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我下车，客气地打听傅水恒的家。老人们打量着我们这几个穿着军装（我虽着便装，但随行人员穿着军服）、坐着吉普车的“外来人”，眼神里有些警惕，又有些好奇。

“你们找恒仔？他这会儿应该在村东头那片试验田里。”一个缺了门牙的老汉瓮声瓮气地说，顺手给我们指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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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仔？”这个称呼让我愣了一下。在我印象里，他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傅营长”，是英姿勃发的战斗英雄。在这里，他成了乡亲们口中亲切的“恒仔”。

我们按照指引，走到村东头。映入眼帘的景象，让我有些意外。这里的大片田地，与沿途看到的明显不同。田畴整齐，沟渠分明，庄稼长得郁郁葱葱，生机勃勃。而在那片田地中间，一个穿着旧军装（没有领章帽徽）、戴着草帽、卷着裤腿的身影，正弯着腰，仔细地查看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