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哪里是“算无遗策”？这分明是一个被巨大责任压迫、在有限信息下做出艰难抉择的普通人。他清楚地预见到牺牲的必然性，并为此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

战役胜利后，他的记录更耐人寻味：

“……捷报已传，上峰嘉奖，舆论沸腾。然，巡视战场，尸横遍野，敌我交错，惨状难以卒睹。一士兵身被数创，倚靠石壁，怒目圆睁，已然气绝，手中仍紧握刺刀……我亲手为他合上双眼，心中无半分喜悦，唯有巨大的虚空与罪责。所谓‘战神’，实乃踏着袍泽尸骨前行之人耳。此等胜利，代价何其惨重！”

研究小组将日记内容与官方战报对比发现，官方战报浓墨重彩于歼敌数字和战略意义，而对己方付出的惨重伤亡则一笔带过，更绝不会提及指挥官的这种负面情绪。傅水恒的私人记录，并非否定战役的胜利结果和其战略价值，而是为这胜利补充了被官方叙事刻意淡化或忽略的“代价”维度和人性的“温度”。重构后的“困牛岭之战”，不再只是一个冰冷的胜利符号，而是一个充满了道德两难、巨大牺牲和指挥官深刻精神创伤的复杂事件。

二、 “隐退之谜”的新解：从“不知所踪”到“主动选择”

傅水恒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神秘隐退，一直是历史学界的一桩公案。以往的解释多集中于外部因素：或猜测他因卷入高层政治斗争而被秘密处置，或推断他因身体健康原因被迫离职，甚至有人认为他可能执行某项不为人知的秘密任务而牺牲。

然而，文书提供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他的隐退是一个主动的、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的抉择。

在多封信件和日记中，他都明确表达了对未来内战的强烈厌恶和排斥：

“……倭寇既逐，本当与民休息，重建家园。然观今日之势，兄弟阋墙之祸恐不可避免。吾持枪是为御外侮，非为同室操戈。若强令我以手中之枪，对准自家同胞，实难从命。不若效仿古之隐士，遁迹山林，落得清白。”

同时，他对“英雄”身份的厌倦和对平凡生活的向往也越来越清晰：

“……‘傅水恒’三字，已成一重枷锁。世人只见‘战神’，不见其人。终日酬酢，言不由衷，周旋于名利场中，非吾所愿。近日读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深得吾心。若能于山野之间，耕读度日，与樵夫野老为伍，方得真自在。”

他甚至详细记录了战后期问，他如何不动声色地逐步移交军权，安排旧部出路，并秘密派人前往太行山深处寻找合适的隐居地点。“隐兵峡”的选择，正是看中了其偏僻幽深，与世隔绝。

基于这些文本，研究小组提出了关于傅水恒隐退的新的解释框架：这是一次基于个人道德信念、政治预见和生命价值重新定位的“主动归隐”。他不是“不知所踪”的被动客体，而是自己人生航向的最终抉择者。这一重构，彻底改变了这一事件的性质，从一个充满阴谋论色彩的“谜团”，转变为一个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个人主体性的“行为艺术”。

三、 形象的重塑：从“战神”到“凡人”

重构工作的核心，在于对傅水恒整体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课题组意识到，仅仅指出旧形象的片面性是不够的，必须构建一个更丰满、更立体、更真实的新形象。

他们从文书中提炼出多个以往被忽视的侧面：

1. 悲悯的指挥官：他不仅关注战略战术，更深切关怀每一个士兵的生死，对战损抱有强烈的愧疚感。这与传统意义上“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冷峻将领形象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