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清宫西暖阁的争论虽在暮色中暂歇，但紫禁城外的暗流却随着夜幕的降临而愈发汹涌。

离紫禁城不远的四川会馆深处，一间门窗紧闭的密室中，烛火摇曳，映照着几张忧心忡忡又带着几分激愤的面孔。

这些都是川籍或在川有深厚根基的京官，品级不高，多在科道、部院任闲职或中下层，但消息灵通，乡谊紧密。

“诸位乡贤，王维章被锁拿的消息想必都知道了！”一位年约四十、面容清癯的御史压低声音，打破了室内的沉寂。

“王至中的奏章，是捅破了天！可这捅破的，又何止是王维章的官帽？那贼酋张行在川北搞的什么新政！分田亩！那可是要掘我等士绅的根基啊！”

“正是！”另一位户部主事接口，声音带着焦虑和切齿之恨，“家兄来信，言及保宁、潼川沦陷之地，张贼悍然推行所谓均田，士绅一体纳粮！

强征大户田产分予刁民贱户！同时征收我等士绅高额税收！许多累世簪缨之家，顷刻间田产尽失，家业凋零！更有甚者，其办学堂，宣讲邪说，蛊惑人心，

视礼法纲常如无物！此乃亘古未有之巨变，毁我川蜀千年文脉与宗法根基！长此以往，吾辈在川之祖业、祠堂、族田，岂非尽付东流？”

恐惧与愤怒在密室中弥漫，张行的新政，像一把悬在他们头上的利剑，比流寇劫掠更令他们恐惧，因为它动摇的是他们赖以生存和维持地位的根本——土地和宗法制度。

与此同时，在京城各处深宅大院或隐秘的酒楼雅间，另一场无声的较量也在进行。

陕、甘、晋籍的官员，或在朝中位高权重，或门生故吏遍布，其影响力远非川籍官员可比，他们自然更关注迫在眉睫的晋南流寇威胁。

对于周延儒、温体仁两派的核心人物，乃至一些勋贵，都在积极活动。

或亲自拜访，或派心腹传话，目标直指这些掌握着关键话语权的大佬。

“阁老、国公、部堂明鉴，高迎祥、张献忠二十万众肆虐晋南，距代藩、沈藩咫尺之遥！此乃心腹大患，关乎宗庙社稷！

若为剿一川北流贼，而抽空秦晋之兵，致藩府有失，陵寝震动，谁能担此干系？万望阁老、国公、部堂于御前力陈利害，请陛下以秦晋为重！”

“川寇虽恶，然蜀道艰难，其势难出川北。

而晋南流寇，旬日间便可威胁京畿！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还请老大人以大局为重，谏言圣上，令洪督先靖秦晋，再图巴蜀！”

这些游说，或晓之以理，或动之以情，或诱之以利。

陕甘晋籍官员的态度，无形中成为了左右崇祯决策的重要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