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比往年更黏糊。

江风吹到脸上，跟一块油腻腻的热毛巾似的，把人糊得喘不过气。

我窝在那条十二米长的钢木老货船上，船舷绿漆掉得跟牛皮癣似的，歪歪斜斜刷着‘三峡水文勘测队’七个大字。

我叫陈默，认识我的人都喊我陈教授。

这称呼如今听着像个段子。

搁五年前，我确实在大学里教历史，主攻方向——西南地方史。

那时候我多体面啊，戴个金丝边眼镜，兜里揣支英雄牌钢笔，张嘴闭嘴都是“根据《华阳国志》记载”，“参照清代县志考据”，忽悠得台下那帮大学生一愣一愣的。

可好汉不提当年勇，赖狗不记挨打时。

九二年南巡讲话春风一吹，我那点知识分子的酸腐劲儿就按不住了，总觉得自个儿这脑子不用来赚钱，简直是浪费国家资源。

于是我毅然决然地下了海，一头扎进时代的大潮，不到三年，赔了个底儿掉，还欠了一屁股还不上的饥荒。

追债的天天堵门，唾沫星子能把我淹死。

我一寻思，这陆地上是待不下去了，得找个他们够不着的地儿。

放眼全国，还有哪比得上即将开工的三峡库区？

这地方，马上就要变成一片汪洋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