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阳父缓缓站起身来，依旧坚定地谏道：“岐山是大周的发家之地，如今岐山一带地震，必然会截断河流，引发山崩，希望陛下能重视这个事情，早做打算。”他的言辞恳切，眼神中满是忠诚和担忧。

然而，周幽王根本听不进去这些话，他恼羞成怒，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把太史伯阳父下了大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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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幽王尚在未登大位之时，便已显露出荒诞之态。整日里，他只喜与一群宵小之辈亲昵相处，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结交的尽是些只知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生性残暴乖张，行事多有戾狠之处，待人更是刻薄寡恩，全然不顾他人死活。情绪喜怒无常，犹如六月变幻莫测的天气，让人捉摸不透。对于百姓所遭受的疾苦，他仿若视而不见，内心麻木不仁，毫无半分同情关切之情，真真一副冷酷无情之态。

周宣王的丧期还没结束，灵堂里本该肃穆庄重，周幽王却已经在这儿和宫女举止轻佻，行不耻之事，一点儿没有做儿子的哀伤样子。

他的母亲姜后是齐国国君的女儿，出身名门，向来端庄守礼。看到儿子如此违背礼法，姜后既为他荒废孝道而痛心，更担心他身为君主却失德败行，迟早会让国家陷入混乱。于是她天天劝谏，从“谨慎对待父母丧事、追念祖先恩德”的孝道，讲到“克制自己、遵守礼法”的君主德行，费尽口舌，却全是白费功夫。幽王不仅不听，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姜后忧思过度，积郁成疾，没多久就含恨去世了。

姜后一死，幽王彻底没了约束。他把朝廷政务随便丢给了虢石父，这人最擅长拍马奉承，见幽王贪图安逸、沉迷酒色，就整天把“大王圣明”“天生英武”挂在嘴边，实际上满脑子都在盘算着搜刮钱财、巩固自己的宠信和地位。幽王则彻底沉溺在酒色里，天天和宫女们宴饮玩乐，把治理国家的事儿抛到了脑后。

就算是国丈申侯，凭着长辈的关心和臣子的责任，苦劝他“戒除奢侈、提倡节俭”“亲近贤才、远离奸臣”，幽王也照样不当回事，甚至嫌他啰嗦，渐渐连面都懒得见了。申侯见劝不动他，又为幽王的昏庸感到痛心，一气之下回了申国，从此不管朝廷的事。

更让人担忧的是，像尹吉甫这样辅佐过周宣王、历经多朝的元老重臣，这时候也接连去世了。朝堂上，再也没有能直言劝谏、纠正君主过错的老臣。幽王身边，只剩下虢石父、祭公和尹吉甫的儿子尹球这类人。这些人没什么才能和品德，只知道揣摩上级的心思：见幽王喜欢听奉承话，就挖空心思编造“吉祥的征兆”；知道幽王贪图享乐，就搜罗奇珍异宝、歌舞艺人来讨他欢心。幽王被这些人哄得晕头转向，竟然把这三个人提拔为三公，把朝政交给他们打理。

再看那位忠诚正直、敢于进言的司徒张伯友，虽然心怀治国的好办法，想把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却因为不擅长迎合讨好，始终得不到幽王的重视，空有一腔报国的志向，最后落得个“建议不被采纳、计谋不被施行”的下场。

赵叔带眼见幽王听闻奏报后，不仅毫无惊慌之色，反倒悠然传下旨意，只见那旨意说的是，天子的职责以子嗣最为重要，现在天子的后宫空虚，除太子外，再无所出，故命天下诸侯访求四方美色，以便充实后宫。如此行径，令赵叔带心急如焚，赶忙上表奏陈：“山崩川竭，此乃国家大不祥之兆！更何况岐山乃是太王兴起发迹的根源之地，如今竟发生崩塌，这绝非寻常小事，不可等闲视之。陛下当下务必勤勉政务，关爱百姓，广求贤能之士辅佐朝政，如此或许方能消弭灾祸，将天下大势挽回一二。在这紧要关头，陛下怎可不将心思放在招揽贤才上，却一门心思只知寻求美女呢？”幽王听闻这番谏言，脸色顿时一沉，隐隐露出愠怒之色。

虢石父见状，赶忙趁机进奏：“启禀陛下，赵叔带这是危言耸听，还敢讥讽陛下，实在是没安好心。如今我朝定都于丰镐，此乃奠定千秋万代的稳固基业，如泰山般不可动摇。那岐山地处偏远，既贫穷又荒蛮，祖宗早就不把它当回事了，就算崩塌了又有什么要紧？又与我王的大业有何干系？赵叔带长久以来便怀有轻慢君主的心思，此次不过是借题发挥，大放厥词罢了，还望陛下明察啊！”幽王本就对赵叔带的谏言心生不满，此刻听了虢石父这番话，更是深信不疑，当即传下旨意，免去赵叔带执大夫的官职，并将他驱逐出镐京。

赵叔带一心直言进谏，却落得如此罢官的下场，虽说心有不甘，却也是在意料之中。如今心愿已了，臣职已尽，赵叔带不禁心灰意冷，长叹一声：“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大变已在眉睫，我怎么忍心眼看着我大周王朝也唱起《麦秀》之歌！”于是当日打点行装，带着子女家眷，离开京城，直往晋国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