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开春，县城开发区的柏油路还带着新铺的沥青味，宋家超市的三层玻璃幕墙楼就立在了路口——这是县城头一家带电梯的超市，每天来“开眼”的人比买东西的还多。楚瑶站在二楼扶手旁，指尖蹭过刚擦过的玻璃，目光没落在货架上，反倒黏在楼下人群的衣摆上：年轻人穿的夹克多是明黄、宝蓝的颜色，姑娘们辫子上系着碎花发带，风一吹就飘起来，那是去年才从广州传过来的样式。

“薇薇，你快看楼下。”楚瑶拉了拉林薇的胳膊，林薇手里的账本还摊着，铅笔尖悬在“副食区营收”那栏。顺着楚瑶指的方向，三个穿喇叭裤的小伙子正凑在超市门口的自行车旁聊天，裤脚扫过地面，能看出足有七寸宽。

“可不是嘛。”林薇把账本合上，指尖敲了敲封面，“前儿我去菜市场，卖菜的王婶都跟我打听，哪儿能买到姑娘穿的‘健美裤’。”

当晚的家庭会议就摆在超市的小办公室里，桌上还留着晚饭的搪瓷碗。宋卫东刚扒完最后一口饭，听见“卖服装”三个字，筷子“当啷”一声落在碗里：“卖衣服？咱们懂这个吗？你知道服装分多少码？进多了小号没人要，大号压在库里，不跟隔壁供销社的的确良衬衫似的，压到发黄都卖不出去？”

赵金凤也跟着点头，手里的毛线针没停：“就是啊，食品过期了还能折价卖给养猪的，衣服压货了，总不能拆了做抹布吧？”

楚瑶没急着反驳，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磨了边的笔记本，翻开的那页画满了道道：“我蹲了三个月，每周六去车站看从广州回来的人，数了数，十个年轻人里有八个穿的是外头进来的衣服。而且我算过账，服装的利比卖酱油、饼干高两成——咱们卖十斤猪肉赚的钱，还不如卖一件夹克多。”

周晓云早把计算器按得噼啪响，抬头接话：“按现在每天三百人的客流量，就算只有十分之一买衣服，一个月也能多赚三千多，抵得上超市半个月的食品营收了。”

三天后，楚瑶和宋卫东挤上了去广州的绿皮火车。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宋卫东把装着水壶和馒头的网兜挂在行李架上，眼睛却没闲着——窗外的稻田从绿变黄，电线杆子飞快往后退，他凑到楚瑶耳边：“这还是我头回出省，广州真跟广播里说的似的，遍地是商机？”

楚瑶从包里掏出个叠得整齐的小本子，上面记着粤语砍价的常用话：“我提前跟收音机里的粤语教学节目学了几句，一会儿到了市场，你别插话，看我来谈。”

出了广州火车站，骑楼底下的摊贩喊着“靓衫便宜卖”，宋卫东盯着人家挂在竹竿上的港星T恤，指了指印着刘德华头像的那件：“这不是《赌神》里的发哥吗？”楚瑶忍不住笑：“那是刘德华，去年春晚他唱了《我和我追逐的梦》，年轻人都爱穿。”

在高第街的摊位前，楚瑶拿起一件牛仔外套，手指顺着缝线摸了摸，抬头用不算流利的粤语问：“老板，这件拿货多少钱？要五十件能少多少？”老板起初还想抬价，见她报得出“十三行”的批发价，才松了口：“靓女懂行啊，给你算二十五一件，不赚你钱。”

到白马市场时，楚瑶一眼看中了绣着小熊的童装，摸了摸布料：“这是棉的？洗了会不会缩水？”老板拍着胸脯保证：“放心，这是‘精梳棉’，广州大厂出的，比普通棉布耐穿。”宋卫东在旁边小声问：“咱们县城的娃，会买这么贵的童装吗？”楚瑶指了指童装领口的按扣：“你看这细节，比供销社卖的布衫精致，现在谁家不疼孩子，愿意多花几块钱买好的。”

装货的时候，楚瑶犯了难——五十件衣服装了两大包，火车站的托运要等三天，超市还等着上新。正蹲在路边发愁，身后有人喊“红梅姐”，回头一看，是杨师傅的侄子杨明，穿着件蓝色工装，手里拿着个铁皮饭盒，旁边停着辆解放牌卡车，车身上印着“广州-县城 货运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