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周，生活像一列按部就班的火车，沿着既定的轨道沉闷前行。

我依旧在报表和数字间挣扎，而周宇，似乎已经迅速适应了他在“筑境”的新角色，过着一种在我看来近乎“养老”的平静生活。

我们偶尔会发信息，聊些不痛不痒的话题，天气、新闻、或者他公司楼下新开的难吃的快餐店。

他的回复总是很及时，语气也一如既往的温和，但那种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的“平凡”气息，却让我越来越不适。

那个会半夜给我发疯狂设计草图、会为了一个结构难题兴奋地打长途电话来分析的周宇，好像真的随着那几次“任性”的辞职，彻底消失了。

周末，难得的好天气，阳光驱散了连日的阴霾。

周宇约我打球。这是我们大学时就保持的习惯，出汗，奔跑，在身体的对抗中宣泄情绪，找回一点纯粹的活力。

我换上运动服，提前到了我们常去的那个室外篮球场。

塑胶地面被晒得微微发烫，空气里有青草和阳光混合的味道。

到的时候，周宇已经在投篮了，动作标准，命中率也还行，但总觉得缺少了点以往那种带着侵略性和表现欲的劲头。

“来了？”他看到我，把球传过来。

我接住球，拍了两下，看着他热身时舒展的身体，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冒了出来。

或许，是我想多了？

人总是会变的，也许周宇只是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追求一种更内心平和的生活？

那个关于“声控灯”笑话的遗忘，可能真的只是时间太久，或者他当时心不在焉？

对身体的记忆总不会错吧？有些烙印在皮肤上的痕迹，是时间也难以完全磨灭的。

我运球靠近他，故意用肩膀顶了他一下，像以前无数次那样，带着戏谑的口吻说：“喂，动作小心点啊，别又把你这宝贝膝盖给磕了。上次那块疤，养了半年才不明显吧？”

我说的是去年夏天，我们在这里打球，他为了救一个界外球，整个人飞扑出去，右膝结结实实地磕在水泥边沿上，当时就血流如注。

我陪他去的医院，缝了五针。

后来伤口愈合了，但留下了一道大概三厘米长，像条扭曲小虫子的粉色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