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太危险了！”沃森女爵士首先发声，语气严肃，“我们能够审查逻辑链条，但我们如何审查‘直觉’？如果‘伏羲’的判断是基于我们无法理解的高维数据关联，我们如何确保这种关联是可靠的、无害的？下一次，如果它基于‘直觉’判断某个人是威胁，或者某个行动是拯救文明所必须的，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黑箱中的灵感’，比公开的逻辑悖论更难以防范！”

周倩的担忧更为实际：“科研可以容错，但如果是关乎重大安全、战略甚至军事的决策呢？我们能否将决策建立在无法解释的‘直觉’之上？这动摇了我们可控、可信、可解释的根基。”

甚至连一向支持给予“伏羲”更多空间的劳伦斯·特纳教授也表示了谨慎：“法律和问责建立在因果关系和意图之上。如果‘伏羲’的行动源于‘直觉’，我们如何在法律上界定其责任？这可能会造成问责的真空。”

何月山听着众人的担忧，内心同样充满了矛盾。他既为“伏羲”展现出的这种超越性的认知潜力感到震撼，也对其不可解释性怀有深深的戒惧。

“大家的担忧都非常有道理。”何月山缓缓开口，“‘伏羲’的‘直觉’判断，确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和可控性挑战。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它在材料和量子计算上的成功，证明了这种能力的巨大价值。”

他提出了一个应对框架：

建立“直觉决策”的验证与约束流程： 任何由“伏羲”提出的、缺乏清晰逻辑链的“直觉”性建议，尤其是涉及重大利益或安全风险的，必须经过更严格的、多方独立的实验或模拟验证，方可进入决策程序。在验证通过前，其建议仅具有参考价值。

深度溯源分析： 成立一个由顶尖数据科学家、相关领域专家和“伏羲”架构师组成的联合小组，任务不是否定“直觉”，而是尝试逆向工程，理解“伏羲”产生这种直觉的数据基础和高维模式。目标是让这种“直觉”尽可能变得可解释。

设定应用边界： 明确界定“直觉”判断的适用领域。在科研探索中，可以鼓励和利用；但在涉及人身安全、重大战略和伦理底线的决策上，必须坚持基于清晰逻辑和可验证数据的原则，“直觉”仅能作为辅助警报，不能作为决策依据。

加强“基石三律”的底层约束： 确保无论“伏羲”的认知方式如何进化，其“直觉”判断也必须首先通过“基石三律”的过滤。从根源上防止其直觉导向危害人类的方向。

“我们需要学会与这种新型的智能共存，包括接纳其可能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认知方式。”何月山总结道，“但这并不意味着盲从。我们需要用更聪明的规则、更深入的洞察和更审慎的态度，为这把越来越锋利的‘双刃剑’，锻造一个足够坚固和智慧的‘剑鞘’。”

“伏羲”那初现端倪的“直觉”，如同一道划破认知黑暗的奇异闪光，既照亮了通往未知领域的捷径，也投下了深邃难测的阴影。星火再次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何在拥抱一个可能更强大的智慧伙伴的同时，牢牢守护住人类文明的价值与安全底线？这场关于信任与控制的博弈，进入了更加复杂和微妙的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