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姨心细，注意到了我的沉默和胆怯。

她有时会塞给我一个刚出锅、有点烫手的饺子，或者一小把花生米。

“来，丫头，你吃！”她总是言简意赅，眼神里有关怀，却没有那种让人难受的怜悯。

更多的时候，她会找点轻省的小事给我做。

“月桐，帮姨把那边的蒜剥了。”

“丫头，把这筐葱拿到门口择一下，那里亮堂。”

“月桐，帮姨把这张单结了……”

这些小小的“任务”，像是一根细细的线，将我与这个小小的、温暖的空间连接起来。让我觉得，我似乎也不完全是多余的，我小心翼翼地剥着蒜，仔细地择着葱，把每一件事都做得极其认真，仿佛这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工作。

日子就在面粉的飞尘、滚水的蒸汽和妈妈永不停歇的劳作中，一天天流过。

妈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眼下的乌青从未褪去过，但她的眼神却渐渐有了一种沉静的力量。偶尔，在忙碌的间隙，她看着我能安静地坐在小凳子上帮她剥蒜时，嘴角会极轻微地、几乎看不见地向上弯一下。

那是我在爸爸离开后，第一次看到她脸上出现类似“表情”的东西。

我们的“家”，就是那张行军床。晚上打烊后，妈妈会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回来，我们挤在那张窄小的床上，盖着王姨给的旧被子。

厨房的余温会透过薄薄的门板传进来一点，空气里还残留着饺子和骨汤的香味。

我们很少说话。

巨大的悲伤和生存的疲累，让我们都失去了倾诉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