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父见他迟迟不表态，深吸一口气，有气无力地坐下，朝他挥了挥手，下了逐客令：“孩子，你走吧。”

说完，他猛地闭了闭眼，强压下即将滑落的泪水，双手往膝盖上一拍站起身，背着手掀开门帘进了里屋。

门帘晃动的瞬间，两颗晶莹的泪珠终于坠落在地面上，悄无声息地洇进水泥里。

李梅望着父亲消失的背影，眼泪又涌了上来。

她快步上前扶起谢维康，自己脸上还挂着泪痕，却先伸手替他擦去脸颊的泪。

她紧紧拉着他的手，目光聚集在他脸上，连眨眼都舍不得。

她怕这一眨眼，眼前的人就会永远从自己生命里消失，怕从此天各一方，此生再无相见之日。

最终，她将所有的牵挂与不舍化作力气，扑进谢维康怀里失声痛哭道：“康康，别丢下我！你答应过要照顾我一辈子的，别抛弃我好不好？”

谢维康沉默着流泪，掌心轻轻抚过她的秀发。

片刻后，他轻轻将她推开，眼神坚定如铁，承诺道：“梅子姐姐，我对你的心意苍天可鉴，这辈子，我谢维康非你不娶，无论你在哪，我都一定会找到你，只是你父亲提的条件，我没办法马上答复，我得和我父母商量，请给我三天，就三天，三天后我必给你答复。”

李梅望着他清亮而坚定的眼睛，重重地点了点头。

谢维康掰开她圈在自己腰上的手，转身要走，手腕却被再次攥住，李梅从身后抱住他的腰，脸颊紧紧贴在他的后背，温热的泪水渗进他的衣料。

她怕，她真的害怕，她怕他跨出这道门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谢维康脚步一顿，抬手拍了拍她的手背，回眸一笑，轻声安慰道：“梅子姐姐，等着我。”

李梅破涕为笑，挂着泪珠的笑容在春日里格外动人。

谢维康再次轻轻掰开她的手，挤开门口围观的人群，骑上自行车朝家具厂的方向疾驰而去。

回到家具厂，工友们要么在看电视，要么在打麻将，要么外出遛弯，反正此时寝室里空无一人。

谢维康靠在寝室的门板上缓了好久才稳住心神，李父提出的两个条件，分明是溺水者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容不得他犹豫。

他爬上自己的上铺，躺在硬板床上反复权衡，思绪乱成一团麻。

“彩礼”二字，对生长在成都客家人聚居的农村二十岁青年而言，是全然陌生的词汇，可“二十万”这个数字，却像座沉甸甸的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如今月薪八百，不吃不喝要攒二十年，就算加上父母，一家三口节衣缩食也至少得十来年，更何况家里还欠着两万八的外债，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剩下的，唯有入赘一条路。

他想到父亲对自己的叮嘱，母亲对自己的期许，几次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一想到曾辉禄夫妻独居的冷清，就仿佛看见父母孤零零坐在堂屋的模样。他不敢打，他怕听见父亲的斥责，更怕听见母亲哽咽的哭声，纠结与痛苦啃噬着他，整整一夜辗转难眠，连早饭都没吃下一口。

……

翌日一早，车间的机器声准时响起。

谢维康知道自己不能再缺工了，若不是刘洪才夫妻体恤，换了别的老板，早把他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员工辞退了。

他强打精神到车间报到，随后被安排跟车送家具去青岛，负责组装和摆展。

货车清晨十点出发，一路颠簸，抵达青岛时已是下午四点，当天的活计没能赶完，谢维康找了家十块钱一晚的四人间旅店住下，整夜被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和脚臭味包围，李父的条件在脑海里翻来覆去，更显煎熬。

周二上午忙完活，他马不停蹄赶到火车站，买了最早一班返程的火车票。

回到济南家具厂时，已是深夜，厂区里静得能听见工友们震天的鼾声。

听见动静，曾辉禄披着外衣起身开门，范桂华则径直往厨房去，很快传来碗筷碰撞和炉火燃烧的声响。

谢维康简单洗了把脸，就被范桂华拉进厨房。

昏黄的日光灯下，桌上摆着两菜一汤，还冒着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