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争论发生在读书会之后。

周三晚上的福柯读书会来了二十多人，把302教室挤得满满当当。周文是主要领读人，他站在白板前，用彩色马克笔画出福柯权力-知识关系的示意图，线条交错如蛛网。王蓉坐在靠窗的位置，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讨论环节，话题自然转向了研究方法。一个研究生提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距离问题，说：我们必须把研究对象‘他者化’，才能保持分析的客观性。一旦投入太多情感，研究就会失去批判力。

周文点头：确实，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抽离。但‘他者化’也有风险——容易把活生生的人变成抽象的数据点，忽略他们的主体性和复杂性。

王蓉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转着笔。她想开口，但周围都是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话堵在喉咙里。

散会后，周文叫住她：王蓉，一起走？顺路去食堂吃点夜宵。

秋天的夜晚已经有了寒意。路灯把两人的影子投在石板路上，一长一短，时而重叠时而分开。食堂还开着几个窗口，他们买了粥和小菜，在角落的位置坐下。

刚才那个问题，周文舀了一勺粥，关于‘他者化’，你怎么看？

王蓉抬起头。周文问得很自然，像是真的想知道她的想法，而不是考问。

我觉得……她放下勺子，他者化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当你说‘他者’，就已经把对方放在了‘我’的对立面，一个需要被观察、被解释、被定义的位置上。

周文挑了挑眉：但研究不就是要观察和解释吗？

是，但不是居高临下的那种。王蓉的语速快了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在学术讨论中感到如此强烈的表达冲动，就像我研究姐姐——如果我把她完全‘他者化’，当成一个‘农村女性沉默的典型案例’，那我就忽略了她是我姐姐，是我从小一起长大、我心疼、我想理解也想帮助的人。

可如果你不‘他者化’，怎么保证分析的客观性？周文追问，但语气是探讨式的，不是挑战。

也许社会学不需要‘完全客观’。王蓉说出这句话时，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是她一直在心里隐约感受、但从未清晰表达的想法，也许我们需要的是诚实的立场——诚实承认自己从哪里来，为什么关心这个问题，情感如何影响自己的观察和分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尽量严谨，尽量反思，但不假装自己能像上帝一样完全中立。

周文放下勺子，身体微微前倾：但这样你的研究会被质疑不够‘科学’。

那就让他们质疑。王蓉的声音有些激动，如果‘科学’意味着要把我姐姐的痛苦变成冷冰冰的数据，要把她的沉默解剖成一堆术语，却忘了她是一个会疼、会哭、会在深夜里偷偷想家的人——那这样的‘科学’，我不要。

话一出口，她愣住了。脸一下子烧起来——她居然对周文，一个北大的硕士生，说了我不要。

但周文没有生气。相反，他笑了，是一种理解的笑。我明白你的意思。去年我做农民工研究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在工地上访谈一个和我父亲同龄的大叔，他说起儿子在老家没人管、成绩一落千丈时，声音都哽住了。那一刻我突然想：如果这是我父亲呢？我还能冷静地记录‘家庭分离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吗？

那你怎么处理的？王蓉问。

我后来在论文里加了一个章节，叫‘研究者的位置与伦理困境’。周文说，我承认自己在访谈中的情感波动，承认那些数据背后是具体的人的痛苦，承认我的分析可能永远无法完全公正，因为我也是一个儿子，一个会心疼、会愤怒、会无力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