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蓉的手指停在母亲的名字上。

二十二天。那个月有三十一天，也就是说，母亲出工了二十二天。她迅速往前翻找父亲王建国同月的记录：王建国，男，整劳力，三月出工三十天，日工分十分，合计三百分。

母亲出工二十二天，父亲三十天。

那空缺的九天去哪里了？

王蓉闭上眼睛，想象一九七零年三月的北方农村。春寒料峭，土地开始解冻。生产队要送肥、整地、准备春播。一个年轻妇女——那时母亲应该还不到二十岁——请了九天假。这是什么原因？生病？不可能，小兵是不敢请假的。回娘家？但外婆家就在邻村，不需要九天。

她忽然明白了。

那应该是月经期。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经期叠加了严重的痛经或不适。村里的女人私下流传着经验：实在撑不住时，就去找妇女队长说一声。没有病假条，没有正式记录，只是在工分账上少几天出勤，少几分收入。而男人，除非重病，否则不会因为身体周期性原因缺席劳动。

母亲从未提过这些。

她只说过：那时候干活苦，但大家都一样。

王蓉继续往下抄录。

一九七一年夏收的账页上，出现了一个刺眼的记录：

王氏（李二狗家），女，半劳力，七月出工零天，日工分零分，合计零分。

备注栏有一行小字：产期。

整整一个月，零工分。

王蓉迅速查找这个李二狗的同期记录：出工三十一天，满分。

她往后翻了一个月，找到王氏八月的记录：出工五天，日工分六分，合计三十分。备注：产后，半休。

五天后，九月记录：出工二十天，恢复正常。

王蓉在笔记本边缘快速计算：

七月零收入，八月仅三十工分（约合三角钱），九月恢复但仍有十天缺席。假设生产队年终按工分分粮，这个家庭将面临严重的缺口。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家庭中的女性完成了一次生育。

她感到胃部一阵紧缩。

这不是个案。她连续发现五例类似的产期零工分记录，时间分布在不同年份，模式完全一致：女性生育当月零工分，次月极低工分，第三个月基本恢复。没有任何补贴，没有任何照顾性工分，仿佛生育是一项纯粹的个人事务，与集体劳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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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有这些女性的丈夫，在妻子生育当月，无一例外全勤。

窗外的光线渐渐斜了。

王蓉揉揉酸涩的眼睛，看着桌上摊开的账本和写满的笔记本。数字是冰冷的，但冰冷的数字拼凑出的，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女性被系统性地低估、被隐形、被捆绑的一生。

她忽然想起祖母。

那个小脚女人，连半劳力都评不上，只能在家庭内部从事无酬劳动。她的名字，可能从未出现在任何官方账册上。

电话在口袋里震动。

是周文。

怎么样？档案里挖出宝藏没？他的声音明亮，带着实验室里特有的背景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