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琴和几个合作社的妇女等在小学教室门口。看见王蓉，翠琴快步上前：王老师，对不住，真的……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王蓉说，我没考虑到大家的难处。

二柱也在，站在人群外围，低头抽烟。周文径直走过去：二柱哥，能聊聊吗？

二柱抬头，眼神躲闪。有啥好聊的。

就聊聊村里的收成，聊聊外出打工的事。周文递了根烟，我是农村长大的，我爸也在工地摔伤过腰。

这句话像钥匙，打开了僵局。二柱接过烟，两人走到老槐树下。王蓉远远看着，听不清说什么，但看见二柱从一开始的紧绷，慢慢开始比划着手说话。

翠琴低声说：昨天你走后，二柱其实哭了。他说他不是针对你，就是憋屈。他在矿上干了十年，肺不好了，矿上不要了。回来种地不挣钱，看着媳妇能挣钱，心里……不是滋味。

王蓉点头。她懂这种不是滋味——那是男性养家角色被挑战的恐慌，是被时代甩下的无力，是面对妻子新生的、自己无法参与的世界的嫉妒与恐惧。

中午，合作社的妇女们做了顿简单的饭菜。吃饭时，周文和二柱回来了。二柱的眼睛还是红的，但神情松了许多。他走到王蓉面前，从兜里掏出一卷皱巴巴的钞票：相机……我赔。

不用。王蓉推开，相信我有保险。二柱哥，昨天的事，我也有不对。我应该先跟村里男的也聊聊。

二柱捏着钱，站了很久，忽然说：王老师，你想知道我们村的事，我告诉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写的时候，别光写女人苦，也写写我们男的苦。我们在矿上，下去不知道能不能上来；在工地，摔下来就是一辈子。我们也不是坏人，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句话，比任何理论都更精准地击中了王蓉。她用力点头：我答应你。

下午，在合作社教室，王蓉和周文分头工作。周文跟村里的男人们聊，王蓉继续记录妇女们。但这次，她多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怎么能让丈夫们也支持合作社？

翠琴想了想：让他们也参与进来。比如跑运输，送货。男人要面子，你得给他个角色。

另一个妇女笑：我家那个，一开始反对，后来我让他管账——他小学毕业，比我认字多。现在比我还上心。

傍晚离开时，二柱送了他们一袋自家种的花生。摩托车驶出村口，王蓉回头，看见合作社的灯还亮着，妇女们还在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