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太残酷，院子里安静下来。阳光完全照亮了院子，那些破败的细节一览无余：墙上的裂缝，屋顶的破瓦，鸡屎干涸的痕迹。这是一个被贫困压垮的家庭，而姐姐是其中最脆弱的一环，最先断裂。

王蓉想起自己在田野调查中见过的无数类似家庭。贫困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困住里面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在挣扎，每个人的挣扎都可能伤害到其他人。

所以你们就告诉她，让她走？她问。

婆婆擦干眼泪，站起来：是我说的。我说：玲子，你走吧。走了还有条活路。栓柱我们带着，饿不死。

她什么反应？

她哭了。不会出声，眼泪就那么流。婆婆的声音很轻，然后她点头。那天晚上，她收拾了几件衣服，把她攒的几块钱塞在栓柱枕头底下。下半夜，雪最大的时候，她走了。

王蓉闭上眼睛。她想象那个画面：姐姐站在院门口，回头看熟睡的儿子，看一眼这个困了她三年的院子，然后转身走进漫天大雪。她知道这一走可能再也回不来，但她还是走了——因为留下，要么是出卖自己，要么是拖垮全家。

她走后，债主来了吗？

来了。老汉说，我们说人跑了，他们不信，搜了屋子。搜不到人，把家里稍微值点东西都拿走了。那台缝纫机，你姐陪嫁的，也被抬走了。

所以姐姐的出走也没能解决债务问题。她牺牲了自己，但家人依然没有解脱。

2003年夏天，那些人来河口镇找她，是怎么回事？

两个老人对视一眼。婆婆先开口：是债主派的人。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河口镇有个聋哑女人在刺绣坊做工，就找去了。

你们告诉他们的？

不是！老汉急忙否认，是他们自己打听到的！我们……我们只说可能去县城了。

但王蓉从他们的表情里看出，事情没那么简单。可能不是主动告知，但也没有全力隐瞒。在债务的压力下，他们做出了选择——保住孙子和土地，放弃儿媳。

她最后从河口镇离开，往哪儿去了？王蓉问出最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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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再次沉默。这次沉默了很久，久到阳光爬上了堂屋的门槛。

她……托人捎过信。婆婆的声音几乎听不见，2003年秋天，有个跑运输的带来张纸条，没署名，就一行字：我很好，别找。还夹了二十元钱。

纸条呢？

烧了。老汉说，怕债主看见。

那个跑运输的叫什么？长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