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便在这样一种高度紧张、互相制衡的氛围下展开。陈星团队负责主导技术分析，严琛的人负责监控每一个操作步骤和能量波动，王启年则拿着放大镜审视每一个数据，寻找任何可能支持其“高风险论”的证据。李肃少校始终坐在角落，像一尊石像，只有偶尔记录些什么。

进展缓慢得令人绝望。

旧世界的规则编码体系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冗余”和“象征性”结构，许多部分似乎并非为了效率，而是为了某种……“美学”或“哲学表达”。这给纯粹基于逻辑和数学的破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陈星几乎住在了研究区。他带领团队没日没夜地分析着数据包外围的结构特征，试图找到其编码逻辑的规律。他们发现，这些编码似乎与旧世界的某种语言体系、甚至音乐律动存在隐晦的关联。

“看这里，”陈星指着一段反复出现的规则波纹，“它的波动频率，与旧世界档案中记载的某种古典音乐的基频存在高度相似性。这可能不是巧合，而是他们用来校验数据完整性的一种‘艺术化’手段。”

这是一个大胆的猜想。他们尝试着将一段已知的、关于基础物理常数的旧世界数据，用类似的“艺术化编码”规则进行模拟，竟然成功地与数据包的某个外围校验区产生了微弱的共鸣！

一条可能的破译路径出现了！但这路径，需要引入人文、艺术等被李默体系视为“非必要冗余”的学科知识。

这个消息在委员会内引发了新的争议。

“将科学与艺术混为一谈？这简直是儿戏！”王启年教授对此嗤之以鼻，“李默先贤早已证明，唯有纯粹的数学与物理规则，才是宇宙的真谛！这种……这种‘感性’的破译方式，只会引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错误！”

“但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向！”陈星据理力争，“‘方舟子体’的制造者显然持有与我们不同的哲学观。要理解他们的遗产，就必须尝试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不是放弃理性，而是扩展理性的边界！”

严琛再次扮演了仲裁者的角色。“方法论可以尝试，但必须建立严格的验证流程。任何基于此方法推导出的‘译文’，都必须经过多重交叉验证，确保其客观性与准确性。”

他默许了这条非传统的路径，但也套上了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