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派（以济尔哈朗、部分汉官为代表）： 认为当前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应暂取守势，稳固北方，特别是黄河防线，消化已占之地，同时利用政治手段分化瓦解南明阵营，待时机成熟再图南下。

消极派（部分被吓破胆的满洲贵族）： 甚至暗中流传退守关外，保有辽东“龙兴之地”的论调，虽不敢明言，但影响了部分人的心态。

这些争吵使得清廷的决策效率低下，政令时常前后矛盾。多尔衮虽能凭借权威强行推动其主张，但执行的阻力巨大，内耗严重。

北京的紫禁城，在江南战事的阴影下，俨然成了一个充满猜忌、倾轧和焦虑的囚笼。外部的敌人固然强大，但内部的裂痕，或许才是这个新生王朝真正致命的隐患。多尔衮站在权力的巅峰，却感到四周寒意逼人。他深知，如果不能迅速在战场上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来挽回威望，那么，来自内部的风暴，可能比南明的军队更加危险。

当北京城深陷党争倾轧的泥潭时，在前线真正直面永历兵锋的清军将领，则感受着更为切肤的痛楚与焦虑。其中，最清醒也最无奈的，莫过于身负“招抚南方”重责，坐镇湖广前线的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招抚南方总督洪承畴。

洪承畴是明清之际最顶尖的战略家之一，老谋深算，对南方的局势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南京失守、多铎试探失败的消息接连传来，他并未像北京那些权贵般惊慌失措或一味喊打喊杀，而是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他连夜写就一封长达万言的《江南局势急奏疏》，派遣心腹家丁，以六百里加急直送北京，呈交摄政王多尔衮。

在这封密奏中，洪承畴摒弃了虚言，直指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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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势已非吴下阿蒙： “永历僭号，非复昔日流寇可比。其监国朱常沅，虽年少，然颇有权谋，能得人心；其将李元胤、焦琏等，皆百战宿将，用兵老辣；今又据有江宁、苏松财赋重地，如虎添翼。我军新败，士气低迷，切不可轻视。”

当前战略应为固守待机： “臣冒死直谏，此刻绝非大举南下决战之时机！我军兵力分散，粮饷不继，强行征调，恐激起民变。当务之急，应稳固现有防线：北固黄河，西守潼关，南保湖广。尤其湖广，乃天下腹心，万不可有失！臣在前线，必竭尽全力，固守荆襄，阻其西进。”

建议采取“持久战”与“政治分化”： “与其浪战求速胜，不若以静制动。利用北方地利，深沟高垒，疲惫敌军。同时，遣能言善辩之士，潜入江南，离间其君臣，招诱其将帅。朱明内部，派系林立，岂无隙可乘？可许以高官厚禄，使其内乱。待其弊生，我再以雷霆万钧之势击之，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