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沐天波压低了声音，“南京方面，需即刻禀报。王爷虽举义兵，铲除国贼，然名分上，仍需永历监国予以确认。应立刻拟写奏章，详陈孙可望僭越不臣之罪，及王爷被迫起兵‘清君侧’之缘由经过，并表达谨守臣节、誓死抗清之志。请朝廷速派员安抚，并明确王爷在云贵之权责。”

此言点中了最关键之处——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李定国神色一凛。他起兵反对孙可望，打着的是“清君侧、扶社稷”的旗号，本质是维护永历朝廷的权威。如今事成，如何让南京朝廷承认既成事实，并获得合法统治云贵的名分，是关乎政权合法性的头等大事。给予过高的名分（如继承孙可望的“秦王”封号），朝廷未必愿意，且可能养虎遗患；给予过低，又恐寒了将士之心，显得朝廷刻薄。

“奏章要写，而且要写得恳切。”李定国决断道，“既要表功，亦要表忠。可请朝廷斟酌云贵局势，重定封赏。至于权责……可暂请朝廷允我‘总统云贵军务，便宜行事’，以待朝廷后续安排。” 这是一个试探，既要求了实权，又保持了表面上的谦恭。

“王爷圣明！”众人齐声附和。一套稳定内部、安抚邻邦、交通中央的初步方略，迅速形成。

接下来的日子，昆明城乃至整个云南，进入了一场紧锣密鼓的“鼎革维新”。李定国雷厉风行：

政令一新： 废黜孙可望设立的“六部”、“宰相”等僭越官制，恢复明朝在云南的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等旧制（但主要官职仍由李定国心腹或投诚官员担任），并大量起用沐天波推荐的本地士绅、能吏，迅速恢复了行政运转。

整顿军纪： 严厉惩处了一批趁乱劫掠的兵痞，明确规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派出执法队昼夜巡城，很快赢得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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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产： 鼓励流民归乡，贷给种子农具，兴修水利。对云南重要的铜矿、银矿，派兵保护，恢复开采，以充军饷。

局面初步稳定，但更大的波澜，随着两匹来自不同方向的快马，几乎同时抵达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