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完名，李乐切入正题：“好了，社交环节结束。让我们回到正题。根据课程安排，上周的Lecture上，惠灵顿教授应该已经带领大家梳理了嵌入性理论从波兰尼到格兰诺维特的发展脉络，以及它对理解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核心意义。”

“今天的Seminars，我们将基于布置的阅读材料，主要是格兰诺维特1973年那篇经典的《弱关系的力量》，以及伯特1992年关于结构洞的论文，来探讨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传递、机会获取以及最终的职业成就。”

点了一下“下键”，PPT上显示出李乐临时抱佛，搞出来的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框架，两英文长句，“弱关系”为何在信息传播中可能比“强关系”更具优势？其理论预设和现实局限是什么？”

“结构洞理论如何解释社会网络中的权力与信息控制？它与弱关系理论是互补还是冲突？”

“老规矩，”李乐说，“我们先围绕第一个问题自由发言。谁想来开个头？分享一下你对弱关系力量的理解，或者....质疑？”

短暂的沉默后，一个穿着熨帖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白人男生率先开口，带着点本地口音，“我认为格兰诺维特的洞见在于，强关系群体内部的信息同质性太高，而弱关系，作为连接不同群体的桥梁，能带来非冗余的、新颖的信息。”

“这在求职过程中至关重要，你从密友那里得到的招聘信息，很可能你自己也已经知道了，但一个泛泛之交或许能提供你完全没接触到的机会。”

“很好的总结，迈尔斯先生，”李乐点头，准确叫出了名字，“那么，这种弱关系优势的假设，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失效？”

一个叫索菲亚的棕发女生立刻接话，“我认为是文化背景。”

“哦，何以见得？”说这话是，李乐的屯部又开始朝着身前的桌面，奔放且自由的前行。

“在很多非西方社会，或者即便在西方的一些紧密社群中，强关系带来的不仅仅是信息，还有信任和义务。”女生斟酌着说道。

“一份工作机会，你可能更倾向于交给一个你信任的、有强关系连接的人，而不是一个仅仅能提供信息的弱关系者。信息的新不一定能抵消信任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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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done。”李乐赞许道，“这正是格兰诺维特后来也强调的，经济行动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制度结构中的。不能脱离语境空谈关系强度。”

这时，李乐瞧见那个叫袁家兴的男生举起手，便下巴一扬，“袁先生，你有什么想法？”

男生推了推眼镜，“我同意索菲亚的观点。但我想补充的是，即使在强调弱关系的语境下，关系的质量也可能比单纯的迁都更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