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区的空气在那一瞬间微妙地凝固了。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如果你说是，那你就是在全世界的媒体面前承认华夏社会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如果你说不是，那你就是在否认电影本身的现实主义基础，等于自己拆自己的台。在场的其他记者几乎同时安静下来，所有的镜头和录音设备都对准了杨简。张国榕的眉头极其轻微地皱了一下，梅雁芳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她的目光比之前更锐利了一分。

杨简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甚至微微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不是被冒犯之后的冷笑，而是一种看到猎物主动送上门来的、猎人特有的从容。

“这个问题很好。”他说。他的声音比之前回答其他问题时更平稳，平稳到让提问的记者不自觉地挺直了背。

“《寄生虫》的灵感，来源于我多年前在洛杉矶的一次偶然经历。”杨简开始缓缓地讲述，语气像是在跟老朋友聊天，但每一个字都准确地击中了他想要击中的目标，“那时候我来好莱坞参加一个活动，晚上从市区坐车回比弗利山。我路过了一条街道——我不记得具体是哪条街了，但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在一座灯火辉煌的五星级酒店对面，不到五十米的地方，有一个流浪汉蜷缩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身上盖着一条破毯子。他的面前是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窗里面是一群穿着晚礼服的人正在举杯庆祝。那个画面让我想了很久——不到五十米的距离，隔开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所有记者的脸。采访区里安静得能听到摄影机镜头对焦的细微马达声。

“后来我写《寄生虫》剧本的时候，那个画面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当然，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香江，但那种贫富之间的对比——那种住在半地下室的人抬头只能看到路人的脚，住在山顶别墅的人推开窗就能看到整个城市的万家灯火——这种感觉，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

他的语气变得更加郑重，但依然平静。

“你的问题是——这是不是华夏的真实情况。我的回答是：华夏是一个拥有超过十四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解决了超过十四亿人的温饱问题并且生活越来越好。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就。但我不否认，华夏社会仍然存在贫富差距，我们的发展还不够均衡，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就像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美国也存在贫富差距，而且——”他顿了一下，目光直视着那位福克斯新闻记者的眼睛，“根据世界银行和美联储公布的数据，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持续扩大。最富有的1%美国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底层50%美国人财富的总和。这不是我说的，是美联储的数据。”

那位福克斯新闻记者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杨简会把话题转向美国。

杨简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的语速不快，每一个字都稳稳当当地落在安静的采访区里，像一颗一颗棋子被精准地放在棋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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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到‘真实情况’，那我就再举一个例子。我知道很多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是你们的医疗技术——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最顶尖的医学人才，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同样的数据也告诉我们，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每年有超过五十万美国家庭因为医疗费用而破产。五十万个家庭。我认识一些在好莱坞工作的普通员工，他们中有的人得了重病，因为付不起救护车和急诊的费用，只能自己开车去公立医院排队，等了很久才见到医生。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每天都在发生。”

他稍稍往前倾了倾身体，语气里没有任何攻击性，但那个姿态本身就像是一把刀——不锋利，但很重。

“我讲这些，不是为了批评美国。我讲这些，是为了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寄生虫》能打动全世界的观众？因为它讲的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社会独有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贫富差距、社会流动和公平正义这些永恒的挑战。华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一直在走。而在座的每一位美国朋友——你们也在走你们的路，对吧？”

他停了下来，采访区里安静得能听到某个记者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那个福克斯新闻的记者嘴唇翕动了一下，想要追问什么，但杨简已经把话接了过去。

“最后我想说的是——电影的功能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出问题。《寄生虫》提出的问题，是给全世界的，不是给某一个国家的。希望你能再看一遍这部电影，你会发现，它讲的不是别人家的事，它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