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必然导致皇权与绅权的共治，也必然产生大量的灰色地带和潜规则。

海瑞想用绝对的“律法”和“道德”去净化这一切，无异于想用一把直尺去丈量流水的形状，注定徒劳无功。

问题的根子，不在陕西，不在地方，而在精舍里那位。

嘉靖皇帝，才是这一切的症结所在。

他需要这套系统来维持统治，却又厌恶系统的低效和贪腐；他默许甚至纵容潜规则的存在，因为这是维持系统运转的必要成本；但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引发民怨或危机时，他又会抛出几个替罪羊来平息怒火，却从不触动根本。

海瑞在陕西遇到的困境，归根结底是嘉靖意志的模糊和摇摆。

嘉靖需要海瑞这把刀去砍人，去彰显皇恩浩荡，去稳定局面；但嘉靖绝不会允许海瑞这把刀砍向支撑皇权统治的根基——那个由无数官吏、士绅构成的利益共同体。

一旦海瑞的举动威胁到这个共同体的稳定，嘉靖会毫不犹豫地收刀入鞘，甚至可能将刀折断。

陛下要用的，海瑞扳不倒；陛下不用的，海瑞也保不了。

陈恪深刻认识到这个冷酷的现实。

这并不意味着陈恪被驯服，而是对权力本质的清醒认知。

他陈恪隐忍多年，积累权势，不是为了像海瑞那样凭一腔热血去撞南墙，那样做除了博得一个悲壮的名声，于国于民并无实质益处，反而会让自己来之不易的布局毁于一旦，辜负了穿越而来的使命和可能改变历史的契机。

然而，陈恪的眼神并未变得灰暗，反而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

海瑞的困境，恰恰印证了他一直以来的判断——不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任何改革都是隔靴搔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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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打破格局，需要力量，更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够从根本上动摇嘉靖帝固有思维模式的“异数”。

这个“异数”，陈恪曾经以为可能是开海带来的巨大财富冲击，可能是北方强敌的压境，也可能是内部酝酿的民变。

但如今，他隐隐感觉到，这个“异数”，或许就是海瑞本人。

海瑞的极端刚直，海瑞的不通人情，海瑞的“不识时务”，恰恰像一面镜子，能照出这套统治体系最荒谬、最虚伪的一面。

当海瑞在陕西碰得头破血流，当他将地方官僚的“软抵抗”和中央政策的“空转”以最赤裸、最无法回避的方式呈现在嘉靖面前时，会不会让那位深居简出的皇帝，产生一丝真正的危机感和变革的冲动？

海瑞的悲剧性努力，或许正是在为未来的巨变积蓄势能，是在用他个人的挫折，来证明旧路已绝。

而陈恪所要做的，不是与海瑞一同撞墙，而是确保当墙开始松动时，他有足够的力量，去塑造墙倒之后的新格局。”

他回到书案前，铺开一张信笺，开始给密报回信。

信中并未指示他如何帮助海瑞——那只会给海瑞和自己带来麻烦。

他只是要求对方更详细、更客观地记录陕西官场的种种情状，尤其是那些非贪腐性质、却同样致命的推诿、拖延和低效，并将这些记录通过秘密渠道送回。

这些记录，将来会是有力的证物。

它们将无声地诉说着，一个煌煌大明，为何在巨大的天灾和人祸面前，显得如此步履蹒跚，如此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