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宝本来是万历最信任的太监。万历小时候，冯宝不仅照顾他的生活，还帮他处理宫里的事，万历甚至还叫冯宝“大伴”。张居正能顺利搞改革，也离不开冯宝的支持——冯宝帮张居正传递消息，帮他搞定宫里的反对声音，两个人算是“盟友”。

可张居正一死，冯宝就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以前被冯宝得罪过的人，开始纷纷弹劾他。有人说冯宝“贪污受贿”，家里藏了几百万两银子；有人说冯宝“干预朝政”，经常替万历批红，还私下里给大臣打招呼；还有人说冯宝“陷害忠良”，高拱就是被他冤枉的。

万历对冯宝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前他觉得冯宝是“大伴”，可亲政后，他觉得冯宝“管得太多”——比如冯宝会劝他“少喝酒”“多读书”，这些话在万历听来，就像张居正的“影子”，让他特别反感。加上张诚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说“冯宝手里有很多陛下的把柄，要是不收拾他，以后会有麻烦”，万历终于下定决心，收拾冯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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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年（公元1582 年）年底，万历下了一道圣旨，先把冯宝从司礼监掌印太监贬为司礼监随堂太监，剥夺了他批红的权力，接着又派锦衣卫去抄冯宝的家。

锦衣卫抄家那天，冯宝正在家里跟小太监下棋，看到锦衣卫破门而入，他手里的棋子“啪”地掉在棋盘上。他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锦衣卫在冯宝家里搜出了十几万两银子，还有不少从宫里偷偷拿出来的古玩字画——这些大多是万历以前赏赐给他的，可现在却成了他“贪污”的罪证。

冯宝跪在地上，哭着求锦衣卫：“我跟了陛下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求你们帮我求求情，让陛下饶我一命。”可锦衣卫哪敢管这事，直接把冯宝押进了诏狱。

没过几天，万历又下了一道圣旨，把冯宝贬为南京净军，让他去南京的孝陵种菜。净军是太监里最低等的，专门干脏活累活，还要受其他太监的欺负。冯宝从一个权倾朝野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一下子变成了种菜的净军，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

他在南京孝陵的时候，没人给他好脸色，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衣烂衫，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种菜、挑水，稍微慢一点就会被管事的太监打骂。有一次，一个以前受过冯宝恩惠的小太监偷偷来看他，冯宝拉着小太监的手，哭着说：“我后悔啊，当初不该跟张居正走那么近，更不该管陛下的事，现在落得这个下场，都是我自找的。”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 年），冯宝在南京孝陵病死了，死的时候身边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最后还是几个好心的净军，用一张破席子把他裹起来，埋在了孝陵附近的乱葬岗上。《明史·宦官传》里对冯宝的记载很简单：“居正死，宝失所倚，言者交章劾之，谪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可这短短几句话背后，藏着一个太监从巅峰跌落到谷底的悲惨一生。

冯宝的结局，其实是万历亲政后权力清洗的缩影。他收拾冯宝，不仅是因为个人恩怨，更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现在的大明，我说了算，不管是前朝的大臣，还是宫里的太监，只要敢挡我的路，都没有好下场。可他没想到，这种“独断专行”，只会让朝堂变得越来越混乱，让越来越多的大臣不敢说话，不敢做事。

收拾完张居正和冯宝，万历终于真正掌握了大明的权力。亲政初期，他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振作”，想当一个能让后人称赞的“好皇帝”。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 年），河南闹旱灾，庄稼全枯死了，老百姓没饭吃，到处都是流民。万历接到奏报后，立马下旨：“河南受灾州县，今年的赋税全免，从国库调粮二十万石，赈济灾民。”他还怕地方官贪污赈灾粮，特意派了三个御史去河南监督，规定“要是发现有官员贪污，就地正法”。

有个河南的知县，贪心不足，想把赈灾粮偷偷卖掉，换成银子自己留着，结果被御史发现了。万历得知后，一点都没留情面，下旨把这个知县押到北京，在午门斩首示众，还通报全国，警告所有地方官：“谁敢动赈灾粮的主意，就是这个下场！”

在军事上，万历也还算给力。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 年），蒙古的炒花部率军侵犯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抵抗，可打了几仗都没打赢，还损失了不少士兵。万历接到奏报后，没有责怪李成梁，反而给他派了五千援兵，还赏赐了不少武器和粮草。李成梁得到支援后，士气大振，率军主动出击，在卓山跟炒花部展开决战，最后斩杀蒙古兵三千多人，炒花部狼狈逃窜，再也不敢轻易侵犯辽东。

万历还很重视人才选拔。他亲自主持殿试，出题的时候，不考那些空洞的八股文，而是考“如何解决流民问题”“如何整顿边防”这些实际问题。有个叫袁宏道的考生，在试卷里提出了“减轻赋税、鼓励垦荒”的建议，万历看了很满意，把袁宏道选为二甲进士，还让他去地方上任职，实践自己的想法。

那段时间，朝堂上的风气还算不错，大臣们敢于提建议，万历也愿意听。有个叫申时行的内阁首辅，跟万历提建议：“陛下现在虽然亲政了，但还是要多读书，多了解朝政，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性。”万历虽然心里有点不舒服，但还是接受了申时行的建议，每天早上都会抽出一个时辰，跟翰林院的大臣一起读《资治通鉴》。

《明史·神宗本纪》里记载：“万历十二年，河南大饥，蠲振有差。十三年，炒花犯辽东，李成梁击败之。”这些记载，虽然简单，但也能看出万历亲政初期的“振作”。可这种“振作”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万历很快就发现，当“好皇帝”实在太辛苦了——每天要批奏折、开朝会、处理各种麻烦事，还不能随心所欲地花钱、玩乐。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 年），万历开始以“身体不舒服”为由，不上朝了。一开始，他只是偶尔缺席，后来干脆经常不上朝，把朝堂上的事都交给内阁处理。大臣们纷纷递奏折劝他：“陛下是大明的天子，要是天天不上朝，朝堂就会乱套，老百姓也会失望。”可万历根本不听，要么把奏折留着不批，要么就找个借口敷衍过去。

小主，

有个叫杨东明的大臣，性子比较直，递了一份奏折，说“陛下天天不上朝，是因为沉迷酒色，贪图享乐，要是再这么下去，大明就会亡在陛下手里”。万历看了奏折，气得把杨东明贬到云南当典史，还跟身边的太监说：“这些大臣就是多管闲事，我当皇帝，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用得着他们教吗？”

从这时候起，万历彻底放弃了当“好皇帝”的想法，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怠政”生涯。他把龙椅当成了“摆设”，把大明的江山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而大明，就在他的“怠政”里，一步步走向了灭亡的边缘。

万历最让人诟病的，除了“怠政”，还有“立储之争”。这场争论，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 年），前后长达十五年，把整个朝堂搞得鸡飞狗跳，也让大明的“国本”动摇。

事情的起因，是万历想立自己的小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可大臣们却坚持要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朱常洛是万历跟一个宫女所生。万历年轻时，有一次去慈宁宫给李太后请安，看到一个宫女长得还不错，就宠幸了她。没想到，这个宫女竟然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朱常洛。万历对这个宫女没感情，对朱常洛也没什么好感，觉得他“出身低微”，不配当太子。

而朱常洵，是万历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郑贵妃长得漂亮，又很会讨万历开心，万历对她宠爱有加，爱屋及乌，也特别喜欢朱常洵，还跟郑贵妃私下里约定，要立朱常洵为太子。

可大臣们不这么认为。按照明朝的“祖制”，应该“立嫡立长”——要是皇后没儿子，就立长子为太子。朱常洛是长子，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应该被立为太子。所以，大臣们纷纷递奏折，请求万历立朱常洛为太子，还把这件事称为“国本”，说“国本不定，天下不安”。

万历一开始还想敷衍，说“朱常洛年纪还小，等他再大一点再说”。可朱常洛一天天长大，万历还是不提立储的事，大臣们也越来越着急，递的奏折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开始“死谏”——用辞官、哭谏的方式，逼迫万历立储。

有个叫顾宪成的吏部郎中，递了一份奏折，说“陛下要是再不立太子，就是违背祖制，对不起天下百姓，也对不起列祖列宗”。万历看了奏折，气得把顾宪成贬到外地，还说“以后谁再敢提立储的事，就跟顾宪成一样”。可顾宪成虽然被贬了，却成了大臣们的“榜样”，越来越多的大臣站出来，跟万历对着干。

李太后也看不下去了。有一次，李太后把万历叫到宫里，问他“为什么不立朱常洛为太子”。万历说“朱常洛是宫女所生，出身低微”。李太后听了，气得拍桌子：“你忘了你也是宫女所生吗？”万历这才想起，李太后以前也是宫女，后来才被隆庆帝封为贵妃。他吓得赶紧跪下认错，可还是没下定决心立朱常洛为太子。

这场“立储之争”，把朝堂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拥长派”，坚持立朱常洛为太子，主要是东林党人和一些正直的大臣；另一派是“拥福派”（朱常洵被封为福王），支持立朱常洵为太子，主要是郑贵妃的亲信和一些投机取巧的大臣。两派互相攻击，互相弹劾，朝堂上天天吵得跟菜市场似的，根本没人心思处理正事。

万历见大臣们这么难缠，干脆采取“拖”的办法——既不立朱常洛为太子，也不立朱常洵为太子，就这么耗着。可越拖，朝堂越乱，老百姓也越来越失望。有首民谣是这么唱的：“帝宠郑妃，疏薄东宫。储位久悬，国本动摇。”意思就是万历宠爱郑贵妃，冷落朱常洛，太子之位迟迟不定，大明的根基都动摇了。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 年），万历实在拖不下去了——一方面，大臣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以“辞官”相逼；另一方面，李太后也天天催他，说“再不定储，大明就要出乱子了”。万历没办法，只好下旨，立朱常洛为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让他去洛阳就藩。

这场持续十五年的“立储之争”，虽然以“拥长派”的胜利告终，可对大明的伤害却很大。它不仅消耗了朝堂的精力，让很多正事没人管，还让万历对大臣们更加不满，变得更加“怠政”；更重要的是，它让朱常洛长期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性格变得懦弱、多疑，为后来的“梃击案”“红丸案”埋下了伏笔。

《明史·神宗本纪》里说：“二十九年十月，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封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润惠王、常瀛桂王。”这段话看似是“国本已定”的圆满结局，可背后藏着的，是大明难以挽回的衰败。

万历虽然立了朱常洛为太子，可对朱常洵的宠爱一点都没减。朱常洵要去洛阳就藩的时候，万历给了他一份“天价”的嫁妆，几乎掏空了大明的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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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明朝的规矩，藩王就藩，朝廷会给一定的土地和钱财，可万历却打破了这个规矩。他给朱常洵的土地，高达两万顷——要知道，明朝最富有的江南地区，所有的官田加起来也不过几万顷，万历一下子就给了朱常洵两万顷，而且这些土地大多是从老百姓手里抢来的。地方官为了凑够两万顷土地，逼着老百姓把自己的良田交出来，很多老百姓因为失去了土地，只能当流民，四处乞讨。

除了土地，万历还给了朱常洵大量的钱财。他从国库调了三十万两银子，作为朱常洵的“路费”；还把河南、山东、湖广等地的盐税、茶税，都交给朱常洵掌管，让他每年能有几十万两银子的收入。有大臣劝万历：“陛下给福王这么多土地和钱财，会让老百姓受苦，也会掏空国库，要是以后遇到天灾人祸，或者边境有战事，朝廷就没钱可用了。”可万历根本不听，说“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给他多点东西怎么了？”

朱常洵就藩的时候，万历还特意安排了一场“奢华之旅”。他让工部打造了一艘豪华的大船，船上装满了金银珠宝、古玩字画，还有几百个宫女、太监，专门伺候朱常洵。从北京到洛阳，一路上，朱常洵的船队浩浩荡荡，每到一个地方，地方官都要提前准备好山珍海味，招待朱常洵和他的手下，要是招待不好，就会被治罪。

有个山东的知府，因为没拿出足够的钱招待朱常洵，被朱常洵的手下打了一顿，还被万历贬为庶民。这件事传开后，地方官们都吓得不轻，纷纷搜刮老百姓的钱财，来讨好朱常洵，老百姓的负担变得更重了。

朱常洵到了洛阳后，更是挥霍无度。他在洛阳建了一座豪华的王府，花费了几十万两银子，王府的规模比皇宫还大；他每天都要吃山珍海味，一顿饭就要花几千两银子；他还喜欢养宠物，光是养狗就养了几百只，每只狗都有专门的太监伺候，吃的是肉，穿的是丝绸。

而此时的大明，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 年），陕西闹旱灾，老百姓没饭吃，只能吃树皮、草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 年），江南闹水灾，庄稼全淹了，几十万流民涌入城市，饿死的人随处可见。大臣们纷纷递奏折，请求万历减免赋税，拿出国库的钱赈济灾民，可万历却把奏折留着不批，还说“国库的钱是给我和福王用的，不能随便给老百姓”。

有个叫杨涟的御史，看不下去了，递了一份奏折，说“福王在洛阳挥霍无度，老百姓却在饿死，陛下要是再不管，老百姓就会造反，大明就会亡了”。万历看了奏折，气得把杨涟贬到贵州当驿丞，还跟身边的太监说“这些大臣就是多管闲事，老百姓饿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朱常洵的奢华，不仅掏空了大明的国库，还让老百姓对万历彻底失望。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意思就是万历把天下的钱财都给了福王，洛阳福王府的财富，比皇宫还多。这句话，成了后来李自成起义的导火索——李自成起义后，第一个攻打的就是洛阳，朱常洵也被李自成的军队杀死，他搜刮来的财富，也被李自成用来赈济灾民，成了推翻大明的“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