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虽然“怠政”，可在他统治期间，大明却打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史称“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这三场战争，大明都打赢了，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乎拖垮了大明的国力。

先说说宁夏之役。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 年），宁夏的将领哱拜起兵造反。哱拜本来是蒙古人，后来投降了明朝，被封为宁夏副总兵。可他觉得自己功劳大，待遇低，心里不满，就联合蒙古的一些部落，起兵造反，占领了宁夏城，还想攻占陕西，进而夺取整个西北。

万历接到奏报后，虽然不想管，可要是哱拜真的占领了西北，大明就会失去重要的粮食产地和边防要地，所以他只能派军队去镇压。他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率军五万，去宁夏平叛。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打仗很有本事。他率军到了宁夏后，没有急着攻城，而是先切断了哱拜的粮道和水源，把宁夏城团团围住。哱拜的军队没了粮食和水，很快就乱了阵脚。李如松趁机率军攻城，只用了一个月，就攻破了宁夏城，斩杀了哱拜，平定了叛乱。

宁夏之役，大明虽然打赢了，可也花费了两百多万两银子，还损失了一万多士兵。

再说说朝鲜之役。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 年），小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后，想侵略中国，可他觉得直接打中国太难，就先派兵侵略朝鲜，想以朝鲜为跳板，再进攻中国。小日本军队很快就占领了朝鲜的大部分地区，朝鲜国王李昖逃到明朝边境，向万历求救，说“要是明朝不帮朝鲜，小日本下一步就会进攻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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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一开始不想派兵，觉得朝鲜是外国，跟大明没关系。可大臣们劝他：“朝鲜是大明的藩属国，要是朝鲜被小日本占领，大明的东北边境就会暴露在小日本的威胁之下，到时候麻烦就大了。”万历想了想，觉得大臣们说得有道理，就决定派兵支援朝鲜。

他任命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军四万，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李如松打仗很勇猛，刚到朝鲜就率军攻占了平壤，斩杀小日本一万多人，小日本军吓得纷纷向南逃窜。可日本军队并没有撤退，而是在汉城附近的碧蹄馆设下埋伏，想伏击李如松的军队。李如松识破了小日本的计谋，率军反击，虽然打退了日本军队，可自己也损失了不少士兵。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七年，双方打打停停，都打得筋疲力尽。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 年），丰臣秀吉病死，小日本失去了主帅，开始撤退。明朝和朝鲜的军队趁机追击，在露梁海战中大败日本军队，斩杀日本兵两万多人，彻底把日本军队赶出了朝鲜。

朝鲜之役，大明虽然打赢了，可花费了七百多万两银子，损失了三万多士兵，而且还让东北的边防变得空虚——因为大部分军队都被调到朝鲜打仗了，东北的女真部落趁机崛起，为后来清朝的建立埋下了伏笔。

最后说说播州之役。播州（今贵州遵义）是杨氏家族的世袭领地，从唐朝开始，杨氏家族就统治着播州，到了明朝，杨家依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 年），播州土司杨应龙起兵造反。杨应龙觉得自己势力大，明朝管不了他，就率军攻占了贵州、四川的一些州县，还杀了不少明朝的官员。

万历接到奏报后，派李化龙为总督四川、湖广、贵州军务，率军二十万，去播州平叛。李化龙采取“分兵多路，四面围攻”的战术，把杨应龙的军队分割包围。杨应龙的军队虽然勇猛，可寡不敌众，很快就节节败退。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 年），李化龙率军攻占了播州的首府海龙囤，杨应龙自杀身亡，播州之乱被平定。

播州之役，大明虽然打赢了，可也花费了三百万两银子，损失了两万多士兵。

“万历三大征”，大明虽然都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总共花费了一千两百多万两银子，相当于大明三年的国库收入，损失了六万多士兵。而且，为了筹集军费，万历还加重了赋税，派太监去地方上“矿税监”，疯狂搜刮老百姓的钱财，导致老百姓流离失所，流民造反不断。

《明史·神宗本纪》里说：“宁夏、朝鲜、播州三役，费帑金数百万，国用大匮。”意思就是宁夏、朝鲜、播州这三场战争，花费了几百万两银子，导致国家的财政陷入了困境。这场“胜利”，就像一剂“强心针”，虽然暂时让大明看起来很强大，可实际上却加速了大明的衰败——国库空了，士兵少了，老百姓怨声载道，大明就像一个外表强壮、内部却早已腐烂的巨人，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倒下。

万历中后期，朝堂上除了“立储之争”，还有一场更可怕的斗争——东林党与齐楚浙党的“党争”。这场斗争，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把整个朝堂搞得乌烟瘴气，让大明彻底失去了“自救”的机会。

东林党起源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 年），顾宪成因为得罪了万历，被罢官回乡。他回到无锡后，在东林书院讲学，跟高攀龙、钱一本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议论朝政，批评时弊，主张“整顿吏治，减轻赋税，重视人才”。很多对现状不满的大臣和文人，都纷纷投靠东林党，东林党慢慢成了朝堂上的一股重要势力。

齐楚浙党则是由一些地方官员和投机取巧的大臣组成的。他们因为地域关系，分成了齐党（山东籍官员）、楚党（湖广籍官员）、浙党（浙江籍官员），后来为了对抗东林党，就联合在了一起，被称为“齐楚浙党”。齐楚浙党的主张跟东林党完全相反——他们支持万历的“怠政”，赞成派太监去地方上“矿税监”，还为郑贵妃和福王说话，只要能保住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什么都愿意做。

东林党和齐楚浙党的斗争，一开始还只是“政见不同”，后来慢慢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权力争夺”。两派互相弹劾，互相拆台，只要是对方支持的，自己就反对；只要是对方反对的，自己就支持，根本不管事情本身是对是错。

比如在“矿税监”的问题上，东林党认为“矿税监是害民之贼，应该废除”，齐楚浙党却认为“矿税监能为朝廷增加收入，应该保留”。双方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东林党大臣跪在午门外哭谏，齐楚浙党大臣则在万历面前说东林党的坏话，万历本来就讨厌东林党，就把几个带头哭谏的东林党大臣贬到了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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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选拔的问题上，两派也斗得你死我活。东林党想提拔那些正直、有能力的官员，齐楚浙党却想提拔自己的亲信和关系户。有一次，朝廷要选拔一个吏部尚书，东林党推荐了正直的邹元标，齐楚浙党却推荐了贪婪的李三才。双方在朝堂上吵了好几天，最后万历还是听了齐楚浙党的话，任命李三才为吏部尚书，邹元标则被调到南京当闲官。

更可怕的是，两派还把“党争”带到了军事和民生上。有一次，陕西闹旱灾，东林党大臣建议“减免赋税，开仓放粮”，齐楚浙党大臣却认为“要是减免赋税，朝廷就没钱了，应该继续征税”。双方吵来吵去，最后什么都没做成，陕西的流民越来越多，最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在东北边防的问题上，两派也互相拆台。东林党支持熊廷弼经略辽东，认为熊廷弼有能力守住辽东，齐楚浙党却反对熊廷弼，说熊廷弼“胆小怕事，不敢打仗”。齐楚浙党大臣还在万历面前说熊廷弼的坏话，万历就把熊廷弼罢官，任命袁应泰为经略辽东。袁应泰根本不懂军事，很快就把辽东的大片土地丢给了女真部落，大明的东北边防彻底崩溃。

《明史·阉党传》里说：“万历中，廷臣争门户，部党角立，相攻者无虚日。”意思就是万历中期，大臣们分成了不同的派别，互相攻击，没有一天不争吵的。这场“党争”，就像一场“内耗”，把大明的精力都消耗光了——大臣们只顾着互相争斗，没人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没人关心边防的危机，没人关心国家的未来。

而万历，作为大明的皇帝，不仅没有制止“党争”，反而还利用“党争”来平衡朝堂的权力——他觉得两派互相争斗，自己就能坐收渔翁之利，牢牢掌握权力。可他没想到，这种“平衡”，最终会把大明拖进深渊。当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全国，当女真部落的铁骑踏破山海关的时候，万历才明白，自己当初的“小聪明”，其实是毁掉大明的“大愚蠢”。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 年）以后，万历彻底进入了“躺平”模式——不仅不上朝，不批奏折，甚至连大臣的任免、国家的重大决策都不管了，大明彻底陷入了“失控”状态。

那时候的万历，每天都躲在后宫里，要么喝酒、看戏，要么跟郑贵妃一起玩乐，要么就是睡大觉，对朝堂上的事不闻不问。大臣们的奏折，堆在皇宫里，有的甚至发霉了，万历都懒得看一眼。有个大臣递了一份奏折，请求万历任命一个户部尚书——因为户部尚书已经空缺了三个月，国库的钱没人管，很多地方的军饷都发不出去了。可万历把奏折留着不批，最后还是内阁大臣们商量着，让户部侍郎暂时兼任户部尚书，才勉强解决了问题。

官员的任免更是混乱。很多官员因为年老、生病或者去世，职位出现了空缺，可万历就是不任命新的官员，导致很多部门都没人管事。比如刑部，本来有尚书、侍郎等十几个官员，到了万历晚年，只剩下三个官员，很多案件都积压着，没人审理，老百姓有冤无处诉。有个地方官递了一份奏折，说“本地有个恶霸，杀了人，抢了东西，可刑部没人审理，恶霸还在逍遥法外，老百姓都吓得不敢出门”。可万历根本不管，还是照样“躺平”。

边防更是糟糕。东北的女真部落，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越来越强大，他们攻占了大明的很多城池，杀了不少明朝的士兵。大臣们纷纷递奏折，请求万历派兵支援东北，增加东北的军饷。可万历把奏折扔在一边，说“东北离北京那么远，女真部落也没那么厉害，不用管他们”。结果，努尔哈赤的势力越来越大，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正式跟大明对抗。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 年），努尔哈赤率军攻占了大明的抚顺、清河等城池，还发布了“七大恨”，列举了大明的七条罪状，公开向大明宣战。

万历这才慌了，赶紧派杨镐为经略辽东，率军十万，去攻打后金。可此时的大明，军队战斗力已经非常差了——士兵大多是流民充数的，没经过训练，将领要么怕死，要么贪财，军饷还经常被克扣，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 年），明军和后金军在萨尔浒展开决战，明军被后金军打得大败，损失明军精锐“三大营”，八万多士兵。至此，辽东的大片土地都被后金军占领。萨尔浒之战，是大明和后金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大明在东北战场上再也没有主动权，只能被动防御。

而此时的大明，内部也已经乱成了一团。因为万历长期“怠政”，官员贪污腐败，赋税繁重，老百姓流离失所，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 年），山东爆发了徐鸿儒领导的农民起义，徐鸿儒率领起义军攻占了郓城、邹县等城池，还建立了“中兴福烈帝”的政权，虽然最后被明军镇压了，可也让大明的统治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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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 年），万历病倒了。他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夕阳，心里不知道有没有后悔——要是自己当初不那么“怠政”，不那么任性，好好治理大明，大明会不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要是自己当初早点立朱常洛为太子，不搞“立储之争”，朝堂会不会不那么混乱？要是自己当初不派太监去地方上“矿税监”，不那么宠爱福王，老百姓会不会不那么恨自己？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 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在弘德殿驾崩，享年五十八岁。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可他留给后人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大明。

《明史·神宗本纪》里对万历的评价很中肯：“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熹，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意思就是万历小时候登基，张居正辅政，国家几乎变得富强。可后来万历因循守旧，躲在深宫里，纲纪废弛，君臣隔绝。于是小人争权夺利，跟正直的大臣为敌，门派林立。

到了泰昌、天启年间，邪恶的党派越来越多。朝廷里正直的大臣没有深谋远虑来挫败他们，反而互相攻击。导致皇帝猜疑，贤奸并用，国家溃败决裂，无法挽救。所以有人说明朝的灭亡，其实是从万历开始的。

万历驾崩后，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皇位，史称“泰昌帝”。朱常洛当了二十年的太子，天天担惊受怕，吃了不少苦，他登基后，想好好治理大明，挽回万历留下的烂摊子。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万历时期的“矿税监”——因为“矿税监”是老百姓最恨的，废除“矿税监”，能让老百姓稍微喘口气。他还下旨，减免全国的赋税，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提拔了一批东林党大臣，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希望能整顿吏治，改变朝堂的风气。

大臣们看到朱常洛这么有作为，都很高兴，觉得大明有救了。可谁也没想到，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病倒了。

事情的起因，是郑贵妃送给朱常洛八个美女。朱常洛当了二十年的太子，一直压抑自己，登基后看到美女，就忍不住放纵了自己，天天跟美女在一起，身体很快就垮了。他病倒后，太监崔文升给了他一副泻药，朱常洛吃了泻药后，病情越来越重，一天拉了几十次，几乎起不了床。

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给了朱常洛一颗“红丸”，说这颗“红丸”能治好朱常洛的病。朱常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吃了一颗“红丸”，没想到病情真的有所好转，能坐起来说话了。可过了几天，朱常洛又吃了一颗“红丸”，结果当天就驾崩了。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着名的“红丸案”。

朱常洛驾崩后，他的儿子朱由校登基，史称“天启帝”。朱由校是个“木匠皇帝”，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