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昨夜刚从邵伯湖回来，眼底带着血丝。

“五万清军，被咱们杀了一百零七人。”郑森的声音在空荡的大堂里回荡，“这就值得欢呼吗？”

账房先生们低下头，算盘声又起，却比刚才轻了许多。

那个磨墨的小吏涨红了脸，手里的墨锭在砚台上打滑。

阎应元忽然上前一步，腰牌撞在甲片上发出轻响：“公子说得是。但弟兄们看见的，是鞑子也会死人，也会逃跑。上个月在瓜洲，有个小兵看见镶黄旗的披甲就腿软，昨日却敢用火铳打穿清军的咽喉——这不是数字能算的。”

郑森沉默。

自崇祯十七年以来，明军对清军的战事就像一场漫长的溃败：松山之战，洪承畴降；山海关之战，吴三桂开关；扬州之战，史可法死。太多的失败像重锤，砸碎了士兵眼里的光。

他忽然想起穿越前看过的史料，说清军入关时不过十万，却能横扫百万明军，靠的不仅是铁骑，更是那股“不可战胜”的威慑力。

就像此刻案上的账册，记载着忠贞营的火铳日产量已达百杆，可将士们扣动扳机的手，总比清军慢半拍。

“阎先生，”郑森转身看向阎应元，“邵伯湖那边，怎么样了？”

阎应元的喉结动了动，从袖中掏出个油纸包。

里面是晒干的浮萍，叶片边缘泛着诡异的黑：“按公子说的法子，让渔民把这东西撒进了清军取水的河道。军医说，这玩意儿在潮湿地方能生瘴气，鞑子北方人，怕是受不住。”

郑森捏起一片浮萍，指尖传来粗糙的触感。

这是他用现代知识改良的“土法”：利用江南水泽的瘴气，辅以某些植物的毒性，制造小规模的疫病。

他知道这手段有伤天和，可当他看见史可法的血书“吾死，尔等当死战”时，那些关于“人道主义”的念头，早就被乱世的血火焚成了灰烬。

“多铎的营里，现在多少人染病？”

“昨日细作回报，镶白旗已有两千多人上吐下泻，镶黄旗也有几百。”阎应元的声音压得很低，“军医束手无策，只说是‘南方湿热病’。”

郑森望着窗外的雨，想起那些在邵伯湖撒浮萍的渔民。

他们是郑氏商号的船户，平日运棉布、茶叶，战时就成了侦察兵。

商号给他们的报酬是每月两石糙米，足够一家老小糊口——这便是乱世里最实在的忠义。

“甘将军，”他忽然道，“让苏州织坊赶制两千面三角旗，上面绣‘胜’字。”

甘辉一愣：“公子，咱们……”

“就说斩杀清军八千。”郑森打断他，指尖在塘报上重重一戳，“要让江南百姓都知道，鞑子不是铁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