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rs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转向卡尔森：“希望如此。卡尔森，别忘了我们之前的谈话。”说完，他对我们微微颔首，便转身走向咖啡馆另一侧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杯黑咖啡，独自看着窗外的飞雪，不再理会我们。

气氛有些微妙。卡尔森和安娜交换了一个眼神。

“Lars是公司的元老，对技术有着极深的感情和……执着。”安娜低声解释了一句，有些尴尬。

“可以理解。”我笑了笑，示意没关系，“真正的技术专家，总是格外珍视自己的心血。我们会用最大的诚意，来赢得Nilsson先生和整个技术团队的信任。”

初次接触，算是平稳度过，但也真切感受到了Lars这块“硬骨头”的分量，以及他与管理层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微妙张力。沈清的提醒，果然不是空穴来风。

接下来的几天，行程紧凑。参观诺德森总部及主要研发中心，与不同部门的中层管理者座谈，旁听了一次工会代表的非正式意见交流会……我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努力吸收着一切信息，调整着对诺德森这家公司和其内部生态的认知。

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是显着的。北欧公司普遍扁平化管理，决策流程注重共识，员工权利意识极强，工会力量强大且独立。这与古氏集团（或者说大多数国内企业）相对层级分明、决策集中的风格有很大不同。直接照搬国内的经验和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

我不断与安德斯、艾琳讨论，也通过加密通道与国内的团队（包括古昭野、霍泽宇、贺涵之）保持沟通，调整整合策略。重点始终放在技术团队的稳定和核心员工的保留上。针对Lars，我们设计了一套“技术保留与发展特别计划”，在给予其团队高度自主权和研发预算保障的基础上，尝试邀请他加入并购后的联合技术委员会，甚至考虑以他的名字命名未来的某个重点实验室，最大限度地满足其技术理想和荣誉感。

至于工会，我们则准备了详尽透明的员工权益保障方案，承诺严格遵守当地劳动法规，并购后两年内不进行非业绩原因的大规模裁员，并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员工再培训和职业发展。同时，我们也通过私人渠道，试图与那位与Lars私交甚笃的工会领袖建立初步联系，虽然对方目前态度仍然谨慎。

工作压力巨大，北欧冬日的长夜和严寒也让人有些压抑。每天回到酒店房间，往往已是深夜。我会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寂静的、被白雪覆盖的城市，和河道上星星点点的灯火，感到一种身处异国的孤独。这时，颈间的朱砂项链和腕上的手链，就成了我与遥远故土和牵挂之人之间，最细微也最坚韧的连接。

古昭野每晚都会准时打来电话（通过安全线路），时间不长，但足以让我听到他的声音，知道他一切都好，国内也没有关于沈清的进一步异动。我们默契地不谈太多工作细节（以防万一），只是简单聊聊日常，互相叮嘱注意身体。他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令人安心的沉稳力量，是这寒冷冬夜里最温暖的慰藉。

母亲和王姨也时不时发来信息，问我适不适应，吃得好不好，嘱咐我多穿衣服。小雅姐、林薇她们则在群里插科打诨，发些国内的美食和趣事，试图缓解我的思乡之情。

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虽然艰难，但方向清晰。

然而，就在我抵达斯德哥尔摩的第五天晚上，一个意想不到的“偶遇”，打破了这种表面上的平静。

那天，与诺德森几位中层经理的晚餐会结束得比较晚。安德斯和艾琳先将我送回酒店，他们还要回分公司处理一些事务。我独自走进酒店大堂，温暖的空气和柔和的灯光让人精神稍稍放松。

就在我等电梯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略带惊讶的、温和的男声，说的是英语：“风小姐？这么巧？”

我回头，看到一个穿着深灰色羊绒衫、外罩黑色长款羽绒服、戴着无框眼镜的亚洲面孔男人，正站在几步之外，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惊喜笑容。是秦远山！那个在论坛上“偶遇”并帮我挡了酒渍的男人！

他怎么会在斯德哥尔摩？还住在同一家酒店？

瞬间，所有的警觉都被唤醒。沈清的两个“烟雾弹”之一，出现在万里之外的异国酒店？这绝不可能只是巧合！

我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面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疑惑和礼貌：“秦先生？真是……好巧。您也来斯德哥尔摩出差？”

“是啊，处理一点投资上的琐事。”秦远山走过来，笑容依旧温和儒雅，仿佛真的是他乡遇故知，“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风小姐。看来我们还挺有缘分的。风小姐是来……旅游？”他问得随意，眼神却带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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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干。”我简短地回答，不想透露更多信息，“秦先生也是住这里？”

“对，昨天刚入住。这边环境不错。”秦远山点头，“风小姐一个人？晚餐用过了吗？如果还没，我知道附近有家不错的传统瑞典菜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