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流逝，在华安是整齐划一的号角与课表，在宁川，则更像是妈妈手中悄然变化的积蓄数字和渐渐坚定的眼神。

我的奖学金和偶尔兼职的收入，除了必要的生活开销，大部分都固执地汇给了妈妈。我知道她不会乱花，但我更怕她苛待自己。起初，她总是拒收，或在电话里反复念叨“我够用，你留着，大城市花销大”。

直到我几乎要生气，告诉她如果她不收下，我在学校也无法安心学习，她才沉默着，不再推辞。

她依旧做着那份小区保洁的工作，天不亮就起床，赶在大多数人出门前，将公共区域打扫得干干净净。

工作不算轻松，但正如王姨信里所说，胜在清净，没人打扰，也没那么多糟心的人事。微薄的薪水，加上我汇去的钱，她一分一毛地攒着，像燕子衔泥，一点点构筑着模糊却温暖的未来图景。

变化发生在我大二那年的春天。

一次通电话时，妈妈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同以往的、压抑着的兴奋。

“月桐，”她顿了顿，像是下了很大决心，“妈……妈报了个班。”

“班？什么班？”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面点班。”妈妈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点试探，又有点自豪，“就是学做包子、馒头、花卷、还有各种点心……正规的，有师傅教，发证书的那种。”

我愣住了。妈妈要去学做面点？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在我印象里，妈妈的手是为了洗衣、洗碗、揉捏生活苦难而粗糙皲裂的，而不是去精巧地塑造面团。

“怎么突然想学这个？”我问，心里有些酸涩，是不是她又想去找更累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