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霞姐，焦点小组……

哦那个啊。红霞头也不回，我下午要去县城，同学聚会。忘了告诉你了，不好意思啊。

镜子里的红霞涂着口红，眼神明亮，和村里其他女人疲惫的神色完全不同。王蓉忽然意识到，红霞可能从未真正把自己归入农村女性这个范畴——她去过县城，打过工，她的参照系是城里的同学，不是村里的婶子。

最后是赵奶奶家。老人正坐在门口晒太阳打盹。王蓉不忍心叫醒她，默默站了一会儿，转身离开。

回到空荡荡的教室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阳光移到了黑板上，把农村女性焦点小组几个粉笔字照得刺眼。桌子中央的瓜子和糖原封不动，包装袋在阳光下发着廉价的光泽。

王蓉在圆圈中央的凳子上坐下。教室里只有她一个人，但她觉得四周全是眼睛——那些没有来的女人的眼睛，在沉默地看着她。

她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荒谬。

她在这里精心准备，设计问题，摆好座位，买来零食，像个认真的学术工作者。而现实是：春梅要剥玉米满足婆婆的要求，秀英要照顾发烧的孩子，红霞要去县城参加同学聚会，赵奶奶要晒太阳打盹。

这些现实的、具体的、琐碎的需求，比任何学术讨论都更紧迫，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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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焦点小组在现实的引力面前，轻飘飘得像一粒灰尘。

王蓉趴在桌子上，额头抵着冰凉的桌面。眼睛很干，哭不出来，只有一种深重的无力感从脊椎蔓延上来。

她想起自己写在笔记本上的那些理论分析：权力结构、性别规训、沉默的生产……这些分析都很精妙，但在春梅剥玉米的手指、秀英抱孩子的胳膊、红霞涂口红的镜子面前，显得那么遥远，那么苍白。

也许母亲是对的：研究有什么用？能帮春梅剥玉米吗？能替秀英照顾孩子吗？能让红霞不去同学聚会吗？

不能。她的研究不能解决任何具体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它只能记录，只能分析，只能尝试理解。而在生存的压力面前，理解和记录都成了奢侈品。

不知趴了多久，教室门被推开了。

是母亲李明珍。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母亲走进来，在她旁边的凳子坐下，没成？

王蓉摇摇头，没抬头。

母亲没说话，只是拿起桌上的瓜子，慢慢地嗑。嗑瓜子的声音在寂静的教室里很清脆，一下，又一下。

你太急了。良久，母亲说。

王蓉抬起头。

你想让大家坐下来，像你们大学里那样，正经八百地讨论。母亲看着她，但村里的女人，不习惯这样。她们习惯一边干活一边聊，在灶台边，在井台旁，在纳鞋底的时候。你让她们专门腾出时间，坐到教室里，她们不知道该说啥。

王蓉愣住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她居然没想到。

而且，母亲继续嗑瓜子，你选的那几个人……春梅怕婆婆，不敢来；秀英孩子病了，来不了；红霞心气高，不屑来；赵奶奶耳朵背，来了也听不见。你没想明白她们各自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