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你去。他说。

王蓉摇头。你的博士论文还没完成，项目也在关键期。这是我的家事。

但这是重要的事。周文坚持，而且，我的研究课题是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这三个镇都是典型的劳动力输入地。我去，既是帮你，也是做田野。

两人对视。王蓉看到周文眼里的认真，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话——这四年来，他陪她走过那么多田野点，听过她深夜的焦虑，见过她面对苦难时的颤抖。他们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学术伙伴。

好吧。她最终说，但我们要约法三章：第一，以我的寻找为主，你的研究为辅；第二，如果找到姐姐，由我来处理所有家庭事务；第三……她停顿，如果三个月内没有实质进展，你就回学校完成论文。

周文伸出手：成交。

握手时，王蓉感到他掌心的温度。那种真实的、有生命的温度，让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四年来第一次有人能真正分担这份沉重的寻找。

下午，他们开始做行前准备。王蓉整理了一个寻亲档案袋，里面包括：姐姐王玲十七岁的照片（复印了五十份）、姐姐的基本信息（出生日期、体貌特征、残疾情况）、重要时间节点（出嫁、生子、出走的时间），以及可能的化名（根据赵巧嘴提供的线索，姐姐可能使用李静王芳等常见化名）。

周文则负责技术准备：他借来一台高清扫描仪，把王玲的照片扫描后做了数字化处理——调整亮度、修复划痕，让那张二十多年前的照片尽可能清晰。他还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数据库，录入所有已知线索，并标注了可信度等级。

我们应该先联系这三个镇的派出所。周文指着电脑屏幕，虽然之前可能查过，但时间过去这么久，户籍系统有更新，也许会有新发现。

王蓉点头。她翻开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四年前第一次去派出所查询时的经历：民警态度敷衍，说聋哑妇女走失很常见，大多数找不回来。那次她哭着走出派出所。

这次不一样。她对自己说，我有更清晰的线索，更坚定的决心，还有……帮手。

傍晚，他们去系里向张教授告别。老教授的办公室堆满书籍，茶香氤氲。他听完他们的计划，沉默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