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晴，远足。

教会学校一杆小旗，十几个孩子，四个“教员”。打头的是谢仲文——他的照片挂在沿线每个口子上，一部美髯，目光如炬。

如今美髯剃了，鬓角推青，脸叫日头晒得黢黑，十天粗活把一双写文章的手泡成了老树皮。陆行舟捎过话：胡子剃得掉，眼神剃不掉，您这几天，把书都忘了。

剃须那天，谢仲文对着镜子坐了半晌，末了自家笑一声：“剃了也好，轻省。”转头把一箱手稿托给了带不走它的人。

日兵举着照片，对一眼，再对一眼。谢仲文垂着眼皮，佝着背，一脸受惯了呵斥的木然。

照片将要放下，那日兵嘴里冷不丁蹦出一句日语，又急又短，叫的正是“谢先生”。

谢仲文留过东洋，这句话他听得真真切切。耳根一热，脖子里的筋跳了一跳——到底没抬头。他茫然转向带路的真教员，眼里全是听不懂的怯。

这一下“听不懂”，是小邓在弄堂里拿日语喊了他整三天喊出来的。

日兵收了照片，挥手。小旗子晃晃悠悠过了卡子，孩子的歌声飘在马路上。

当夜，书店后间，疏影在纸上划掉十三个名字，铅笔尖停了停：“还有二十四个。”

“三组都是有惊无险。”她抬眼，“险处呢？”

“都记下了。”陆行舟说，“闸北那个曹长会查手，报给夜莺，那个口子往后绕开；霍乱不能再用第二回，防疫所的真章，用一次少一次；远足的孩子不能再借——同一批孩子在两个卡子露面，就是破绽。”

一场惊险不吓人，吓人的是把惊险当运气。运气记不进账，教训记得进。

“明早走第四组。”他说，“吴淞，水路。”

九条线里数这条最硬——军工路的日军直辖检问所，绕不开，打点不进，全指着带路人裘阿桂。鱼行跑水路的老贩子，哪条汊子几时涨潮、哪个哨位几点打盹、检问所验单子的规矩，全在他一个人肚子里。

后半夜落了雨。自家灶披间的后窗被叩了三下，轻，急。小邓浑身水淋淋，嘴唇是白的：“裘阿桂没来对灯。三个点，一个都没来。”

陆行舟脑子里那张图上，吴淞的一条线连着它的每一步，此刻全装在一个不知去向的人脑袋里——天一亮，第四组的五个人，就要按点集到码头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