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了那个被放在床头柜上的光脑芯片体内植入注射器。应该是那个男人安排的。我从未使用过，也没打算使用。当初的自己不确定会有什么迎接自己，实际上我曾经有过机会。但我不信任。室外的动静越来越大，刺耳的警报却停下了。大概是默认了能就位的人员已经全部就位，不再需要持续征召了。

医院走廊的灯光亮度被调到了战时模式，比平时更白，也更冷。空气里有消毒水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道，偶尔夹杂着某种金属被高温摩擦后的焦味，从通风系统里断断续续渗出来。我能听见远处运输车启动的低频震动，像是贴着地板传来的闷雷，一次一次，压在胸腔深处。

我还坐在那张椅子上，手背上连着输液管，透明的液体缓慢地往血管里流，滴答声在这种环境里显得异常清晰。刚才的情绪像是被抽干了一截，留下的是一种迟钝的空白，既不痛，也不轻松，只是悬着。

像是突然清醒，忽然意识到，这里已经不是病房了。不是那个有窗、有床、有花瓶、有那个男人偶尔进出过的空间。这里更像是医院深处的某个过渡区，医生办公室外的公共休息点，专门用来让医护在高强度轮换中短暂停靠。墙上挂着简化版战区地图，几个区域被标红，标注着临时医疗节点和撤离通道。我不需要光脑也能看懂，那些红点离这里并不算远。

刚才那阵警报，显然不是演练。

我怎么了？

我慢慢站起身，输液架在地面上发出轻微的滚动声，在空荡的走廊里显得突兀。我下意识放轻了动作，仿佛怕打扰什么，但事实上这里已经没有人。军医不在，医护人员大概都被临时调走了，走廊尽头的门禁灯是绿色常亮状态，代表着战时通行权限已被放开。

没有人在看着我。

没有监护，没有看守，没有安抚，也没有阻拦。在突发事件面前，我被默认不在“需要处理”的优先级里。

这种感觉并不陌生。

在战场上，它通常意味着两种情况：要么你已经死了，要么你暂时不重要。

我抬手摸了摸耳后，皮肤完整，没有植入痕迹。那个注射器还躺在床头柜上，离这里不远，却又像隔了一层透明的屏障。我很清楚，只要我回去，用它，我就能重新接入系统，重新获得身份标识、定位、权限、支付、通信，一切都会在几秒内恢复。

可我没有动。

我不想在这种情况下接回来。

不是作为一个被处理过的对象，不是作为一个被重新分类、重新安置、重新纳入系统的“问题解决方案”，而是作为我自己。

哪怕现在这个“自己”，连轮廓都还不清晰。